魏大本和赵六斤同声应是，赵六斤完了又向朱传齐肃手道：“王爷，请吧。”
赵六斤算是看出来了，王朴虽然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扯旗造反，可他做地那些事根本就跟造反没什么两样，王朴现在就是大同的土皇帝，他手里有钱有枪，还有一支骁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强兵，跟他做对那就是找死！
等赵六斤押着朱传齐走了，张子安才对王朴说道：“驸马爷，您这么做怕是有些不妥吧？”
“本镇已经说了，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这都是为了大同百姓着想，也是为了替万岁爷守好大同。”王朴舒了口气，忽然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当然，这事公公您可以如实向宫里陈奏，万岁爷要是怪罪，自有本镇担当。”
张子安翻了翻白眼，没话说了。
魏大本还算是个好官，可他同时也是个圆滑地人，王朴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再说了，连朱传齐都被幽禁了，张子安说话也不管用，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就算有心干预可是干预得了吗？
只要王朴不造反，只要王朴不和大同的百姓过不去。魏大本根本不想和王朴唱反调。
王朴的目光忽然转向魏大本，微笑道：“魏大人。”
魏大本赶紧抱拳作揖道：“下官在。”
王朴道：“各卫所堡所属旱地、水地地丈量和分配，就劳烦你了。”
魏大本道：“这是下官份内之事，下官自当尽心竭力。”
“哈哈。”王朴大笑两声再度坐了下来，说道，“该杀的杀了，该抓地也抓了，可这顿酒席却不能浪费喽。来，张公公，魏大人，我们接着喝。”
北京，紫禁城。
在建极殿和乾清宫之间有道门，叫云台门，这就是著名的平台了，大明朝地皇帝一直就有在平台召对大臣问策的制度。崇祯帝曾经在这里两次召见袁崇焕，袁崇焕“五年可平辽”的大话就是在这里放出来的。
当时崇祯帝才刚刚即位，还只是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听了这番大话之后可真是热血激荡，当时就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再赐尚方宝剑，对治下地方官员有先斩后奏，生杀予夺之大权。
可惜的是，袁崇焕这书生最终并没能在五年内平辽。反而自作主张杀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建奴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后，遂于次年破关而入，缺乏军事指挥能力地袁崇焕又犯下了一连串的军事指挥错误，致使建奴大军直趋京畿，给年轻地崇祯帝还有京师百姓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最终也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
凭心而论，袁崇焕是个深受儒家理学熏陶的封建儒生。忠君思想在他脑子里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不可能放着好好的大明臣子不当，却主动投靠建奴当个奴才，袁崇焕也不是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假如袁崇焕真想当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崇祯帝要想杀他就没那么容易，他也不会在牢狱中劝祖大寿回救京师。
袁崇焕算得上是个有胆有识地忠臣，他的悲哀在于他只有背负百斤地能力。却自不量力硬要挑上千斤重担。最后被压垮了，他之所以被有些所谓地“史学家”鼓吹为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民族英雄。其实是因为他地下场太惨，最值得同情，仅此而已。
崇祯帝又要在平台召对大臣了，这次是孙传庭。
崇祯帝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孙传庭，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希望孙传庭能够力挽狂澜击退北京城外的建奴，可另一方面假如孙传庭真地击退了建奴，那么崇祯帝当初支持杨嗣昌却把孙传庭下入大狱不就错了吗？
崇祯帝问道：“孙爱卿，三十万建奴云集北京城下，局势危如累卵，不知爱卿可有什么良策能击破建奴？”
孙传庭自信满满地说道：“万岁，建奴虽号称三十万，臣以为最多不过十万，假如建奴像前两次毁关入寇一样，只想在中原掳掠一番，臣未必奈何得了他们，可建奴如果不自量力想强攻北京，臣却有十分把握令其铩羽而归！”
兵部左侍郎倪元潞问道：“孙大人怎么就敢肯定建奴最多不过十万？”
孙传庭道：“建奴不过是辽东一个野人部落，人口不过二十余万，再加上连年征战，族中壮丁最多也就五、六万人，再加上所谓的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最多也就十五六万人，大同一役，王总兵斩四万余级，由此可以断定，北京城外的建奴最多也就十万左右。”
群臣听得连连点头，孙传庭这番话听说有理有据，至少听起来满像回事。
崇祯帝道：“就算建奴只有十万，那也非同小可，爱卿还没说退敌之策呢。”
孙传庭道：“臣的退敌之策很简单，京师各府、各县所有百姓、牲畜、粮食一律撤入城内，深沟高垒不与战！待天气转暖，建奴粮草耗耗殆尽，不战便可尽退其兵。”
陈新甲道：“建奴如果强攻呢？”
孙传庭道：“建奴敢强攻那是自己找死，北京城头的两百门红夷大炮可不是吃素的。”
周延儒道：“建奴如果效仿大同之役掘地炸城又该怎么办？”
孙传庭道：“建奴能炸开大同城墙，是因为大同守军事先缺乏防备，北京保卫战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又岂能让建奴得逞？退一步讲，就算建奴真的炸开了城墙又能如何，只要有红夷大炮守着。建奴还是进不了城！”
经孙传庭一通分析，崇祯帝和一班大臣终于放下心来。
崇祯帝的心思很快就转到建奴退兵之后地长期国策上来，接着问道：“孙爱卿，建奴退兵之后，又该如何？”
孙传庭整理了一下脑子里的思路，肃容说道：“万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万历新政，只有恢复了万历新政国库才会充盈。只有国库充盈了，才有足够地钱粮编练新军，才可能平靖辽事，剿灭流贼。”
所谓万历新政就是指万历年间由内阁辅张居正领导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包含改革吏治、推行考成法、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士林豪强隐瞒的庄田并推行按亩征银的税收一条鞭法。
大明立国以来，皇亲国戚是不用缴纳田税的，中过秀才的士林诸生，不管有没有中举。有没有当官，他们地田产也是不用向国家缴纳田税地，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共有二十多万皇亲国戚以及近百万士林诸生。
可以做个简单地计算，假如平均每个皇亲国戚拥有田庄一千亩，二十多万皇亲国戚就拥有两亿亩田庄；假如平均每个士林诸生拥有田庄一百亩。百万士林诸生就拥有田庄一亿亩，两者相加就是三亿亩田庄，而大明朝全国地土地也不过八亿多亩。
这两个庞大的特权集团霸占了全国大量的土地，造成国库税银的大量流失！
万历之后。大明朝天灾不断，兵祸连结，以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朝廷既要对建奴用兵，又要镇压流贼，迫不得已只能加赋，多出来的税赋当然只能加到普通百姓头上。这时候最荒唐的事情出现了，许多地方的百姓辛苦一年居然还不够缴税，他们居然要赔钱种地！
大量拥有土地地百姓不堪重负，只能把土地卖给不用缴纳田税的特权集团，然后给他们当佃农，因为向地主缴纳的份额要远远低于向国家缴纳的份额，要国家种地百姓们只能饿死，给地主种地却还有一口饭吃。
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特权集团的土地越来越多。普通百姓地土地却越来越少，结果就造成了国库收入的进一步缩小。造成了大明朝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朝廷迫于无奈，只好继续加赋，百姓们为了纳税就只能继续卖地……
如此周而复始，到了崇祯十五年，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已经落入两大特权集团名下，大明王朝地税源相比建国初期已经缩减了将近四分之三，以如此恶劣的财政状况，却要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要供养近二十万皇亲国戚，还要对建奴、流贼用兵，崇祯帝要不破产那可真是见了鬼了。
看出问题症结所在的不只孙传庭一个，却一直没人愿意提出来。
崇祯帝也不是没想过恢复万历新政，却几乎没人支持他，大臣们为什么不支持崇祯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大臣也都是士林中人，套用一句现代术语，这些人都是即得利益者，他们怎么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
所以，当孙传庭提出要恢复万历新政时，崇祯帝虽然表面上漠无表情，可内心却还是很激动的，崇祯帝一直就想恢复万历新政，却苦于无人可用，现在孙传庭提出来了，崇祯帝也终于有人可用了。
但是很快，崇祯帝和孙传庭就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万岁，万历新政断不可行，否则必将天下大乱。”
“万岁，万历新政按亩征银，拿皇亲国戚、士林缙绅与市井升斗小民等同看待，简直有辱斯文。”
“万岁，纵观历朝历代，士林诸生从来就不纳粮，倘若我大明朝开此先河，岂不令天下读书人心寒？”
以周延儒为的大臣们群起反对，坚决抵制万历新政的“反攻倒算”。
隆庆—万历年间地新政改革能得以推行，是因为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等一班富有远见卓识的名臣，可崇祯朝有什么人呢？除了孙传庭一个戴罪之身，还有谁真正愿意替朝廷考虑，替崇祯帝分忧？
所谓众怒难犯，崇祯帝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擢孙传庭为太子少师，加兵部侍郎衔，进左佥都御史，总督山西、陕西、京师、山东、河南五省军务，至于推行改革之事，却是只能等到建奴退兵之后再想办法了。
陕西，米脂。
刘宗敏正搂着抢来的两个女人在帐里喝酒，义子兼头号心腹刘诚忽然进帐禀道：“义父，李岩走了。”
刘宗敏脸色一变，一把推开了怀里的女人，沉声问道：“真走了？”
刘诚道：“真走了。”
刘宗敏道：“带走了多少人马？”
刘诚道：“只带走了五百骑兵，不过……”
“不过怎样？”
“不过李虎、李玄还有荆茂成都跟着李岩走了。”
“这几个人走了倒好。”刘宗敏道，“反正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留下来反而碍手碍脚，不过这个李岩说走就走，两万多精兵还有八千骑兵，他居然一点也不心疼，这气度，这魄力，没说的，俺老刘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