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么区分，就是要探究社会不公、不安究竟产生于何处。除了清朝这一代，大家说说历朝历代灭亡的真是原因是什么？”

大家纷纷讨论起来，不外乎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内部权臣政变等等。

秦时竹说：“中国古代，历来就是农本经济，多小农，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达不起来。这么多王朝为什么会亡，我看根本问题就出在农民身上。清朝有句话我觉得说得不错，‘清之天下，非得自于明，而得自于流寇’，是李闯王打进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可李自成为什么会造反？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会造反的，‘官逼民反’时早已是‘苛政猛于虎’了。”

“据明史记载，主要是陕西大灾，明廷不但不减税，反而继续加派赋税，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才纷纷起来造反。”左雨农说，“特别是为了和满族开战，加派三饷尤为苛刻。”

“这只是表象，中国历代的兴亡，其实可以从土地兼并上找出原因。每个朝代前期，土地兼并之风还不是那么厉害，故而天下可得安生，中期以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赋税却越来越加于农民身上，地主大都有权有势可以不缴纳，而农民就只能饥寒交迫，他们无奈之下，或者逃亡，或者依附于地主。但朝廷地赋税是不会减少的，这些空额就只能由其他农民继续承担，好比一村本来有100户纳税，后来变成了50户纳税，纳税的人少了，税额不少，等于每户的份额就多了，更加刺激其余地农户流亡，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天下大乱，造反蜂起，然后就是打仗、死人。待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后，人口减少，有些地主死于大乱，他们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这个兼并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等太平日久，又开始新一轮的兼并，然后再大乱……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怪圈，每个王朝开头都是政治清平、社会安宁、百姓可得温饱，到末期却都免不了民不聊生……”

“都督的话真精辟。”左雨农不好意思地说，“我原来总以为是开国皇帝知道百姓艰辛，故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然而他们子孙不像样，所以天怒人怨……”

“从都督这个意思来说，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喽，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是不是面对崇祯末年这种情况恐怕也无能为力？”袁金铠问。

“一个好皇帝和一个坏皇帝相比，总归对人民是有所好处，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为帝，明恐怕不会亡得那么快，但人终究有一死，李世民的子孙不可能都象李世民这样能干、英明，这个王朝总有亡地时候。”

“所以我们要实行共和、宪政，传贤不传子，可以保证天下安宁。”张榕感叹道，“没想到为什么要革命这个道理经过都督这么一说，变得如此清晰。”

“我说这个，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解释革命。”秦时竹说，“你们注意到没有，各大列强自己也有农业，也有农民，他们也有土地兼并，为什么他们就不亡国呢？”

“主要是靠掠夺我们，且不说鸦片战争，光甲午一战，赔了小日本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国近十年的赋税收入，辛丑条约赔得就更多了。”

“不完全对，列强之所以达，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是因为他们展了实业，或者说工业。”秦时竹认真地说，“一国的土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个不大多得起来，但人口却是年年增加，大家如果都挤在一起弄饭吃，迟早要出乱子。你看现在无业流民这么多，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幸亏现在革命，如果还象洪秀全一样，登高一呼，万众响应，这些流民就会都投身进去，造成的破坏力相当惊人。展实业，就可以吸纳众多的劳动力，一方面减轻了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大量地财富。试想，一个占地一千亩地煤矿，如果是农田，那五十户人家耕种还是紧巴巴的，但这么大地煤矿如果用来挖煤的话，起码得雇5000人才够；又比如一块20亩的荒地用来开纱厂，可以吸纳1000以上的工人，创造的财富何止种田的千倍？全国除了我们东北还有西北，哪里还有多余的地方让农民开垦？时间一长，天下又得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