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日本市场的虚假繁荣和不理性，很多机构都看在眼里，只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本市场会转向，因此都在持币观望，希望市场尽早给出个提示。

这种情况下，一些针对日本市场的沽空工具就大受欢迎，特别是以史丹利和古德曼两家公司推出的股指认沽期权大受欢迎，这些期权在世界各地热卖，继而更多的美国投行加入进来，看空日本市场的势力逐步增大，越来越多的资本涌了进来。

这种没有在交易所上市的投资品种实质上是个对赌协议，根据未来的市场走势双方就此博弈，最后通过合约上的内容支付相应数额的资本。

对于日本的保险业来说，他们需要新的投资品种来对冲风险，对于国家大投行来说，设计这些产品可以让他们大大增加销售收入，这看似是双赢的局面，实际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那就是标的的波动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换而言之，就是日本资本市场的波动不能过于厉害。

日本这个国家，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战后曾经有段时间被接管，后来重修了宪法，死死地遏制了军国主义，甚至连本国后来的军队也被限制在只能保护本土的这么一个角色上，因此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上经常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很多岛国民族都有种明显异于大陆民族的奇怪心理，例如后世的韩国，就明显有种既自大又自卑的显著特点。而在日本这个国家，文化上也有明显的双重性，他们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喜新又守旧、服从也不驯，美国有位学者形象地将这种民族性格比喻为“菊与刀”。

这种性格也明显地体现在国家政策上，但凡日本觉得在亚洲有优越感时，就会积极地“脱亚入欧”，而一旦在欧美西方国家受挫的时候，就总爱以一副亚洲老大哥的姿态来“教育”某些新兴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八九十年代，正是日本经济空前繁荣、自信心空前膨胀的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连美国都觉得日本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工商界，这种思潮非常普遍，也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

从八五年的广场协议开始，欧美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给那些新崛起的新兴势力设置障碍，例如逼迫日元、马克等货币升值，通过协调国际政策同时调整美、日、德三国的利率，在国际清算银行中做出新决议，以此来限制具有国际业务的日本超级银行。

对于这些情况，日本的大藏省心知肚明，但这一切源自于日本可怜的政治地位和他们先前犯下一系列错误的紧急措施，他们只能稍微点拨几句，可并没有多少人肯听了。先前为了美国国债，大藏省通常都会在给大机构打电话的时候稍微提两句，这是典型的行政暗示，日本的企业和机构在这种若有若无的行政干预下只能捏着鼻子去买美国的国债，甚至在美国大选，为了维持美元，日本的商界被迫出即使到了大选结束之后也不抛售美债的言论，因此被美国本土的舆论戏称“of（日本大藏省）是布什竞选的钱袋子”。

如今在低利率、日元升值等多重因素的诱导下，日本市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飞速增长，其中尤其以股市和房地产为主，两者相互间的增长又起到了促进作用，渐渐地一个巨大的泡沫形成了。

不是任何人都能看清这个泡沫的，特别是日本的一些企业家，甚至认为日本的股市有种特别的能量，使之能够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市场区分开，可他们忘了，游戏的规则是由西方人初定的，资本市场里没有武士道精神。

大部分嗅觉敏锐的投资人都意识到在日本股市里的风险，已经有人尝试着去反方向做空，但股市上涨的动能实在是太强大了，整个日本都沉浸在巨大的财富神话泡沫之中，在全民赚钱的时代没有人去想明天会怎么样。

那些鼓吹有资本泡沫的人不会受到欢迎，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是一边在写着耸人听闻的预测，一边将自己的养老金送到股市当中去。

不过钟石知道，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甚至连爆的具体日期他都知道。

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是日本整体经济停滞了十年之久，当泡沫破裂的时候，无数的企业破产，银行重组，工薪阶层失业，地产崩盘，日本一下子失去了和美国抗衡的实力。

后来的日本人痛定思痛，写了很多反思的文章和书籍，其中有一部影响力比较广泛，作者将这次泡沫的破裂和二战联系起来，称之为“金融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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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众多国际金融家在密谋的时候，钟石和廖承德等人也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之中。在他们被绑架的现场有开枪的痕迹，而且根据警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枪支是属于威力巨大、严禁流出的那种，甚至连英国的驻港部队也没有几支。

这下问题有些麻烦了。

原本只是一宗简单的绑架案，绑匪没有得手，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死了一个人，死状异常恐怖，绝不是一支普通的点三八能够造成的。

这件案子立刻从专门负责绑架案件的组转移到了o记，最后还惊动了一名警务处副处长。

香港的警察内部也分很多部门，有些是需要穿制服的警察，例如机动部队、冲锋队、飞虎队等，还有一些不需要整天穿制服的，例如刑事征稽的cd、专门针对社团的o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