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玉“护送”西夏使臣回驿馆的同时，高继宣进宫了。

他是高琼之子，高遵裕他爹，官居捧日军指挥使。

捧日军是拱卫东京的禁军，最高一级的厢指挥使是虚职，自太宗朝之后便不常设，高继宣是实际主将。

上土桥事发突然，宫中不及获悉并传出旨意，杨怀玉带兵前去护驾，自是奉他之命。

先前接到消息，西夏使者在东京纵马，他派了曹仪前去，以为完全可以应付。

岂料曹仪竟然犯了糊涂。

西夏使者固然关乎和谈大局，但不是一个禁军将领该操的心，更不能因此忘了本身职责。

当然了，也许曹仪只是想息事宁人，若是寻常百姓，可能也就认怂了，但偏偏遇到个硬茬。

高继宣不知道杨浩的来历，但荆王赵元俨站在其背后，意味就不同了。

更严重的是西夏人竟然在东京街头公然拔刀，这还了得？

管你什么使臣和谈，高继宣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一个驻守京畿的禁军将领职责所在，该做什么？

但凡有一个百姓伤亡在西贼刀下，捧日军便难逃罪责，何况八王爷在场，若有冲撞闪失……

这个锅，谁都背不动。

所以高继宣果断派出杨怀玉，带着大队兵马前去，以护驾之名约束党项人……

东京城中调动兵马，虽说是在职权以内，但毕竟敏感，且兹事体大，必须第一时间奏报官家。

……

高继宣进宫的时候，赵祯正在垂拱殿与宰相们议事。

议题正是——宋夏和谈。

西夏使臣今日到京，提出了李元昊的和谈前提条件：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

除此之外，西夏更狮子大开口，提出岁币要求：银三十万、绢二十万、茶十万。

宰相们异口同声，拒绝了所谓的前提条件。

这是原则性问题，党项从最早的定难五州开始的，便是大宋臣子，而今想要不称臣，割地自立，与大宋平起平坐。

开什么玩笑？

名分面子，这是大宋最为看中的东西，至关重要。

虽说西北之地早就被党项占据，但名义上仍旧是宋土宋臣，若是答允元昊的条件，等若国土沦丧。

青史昭昭，这个罪名皇帝赵祯背不起，也没有哪个臣子能担责。

故而在原则性问题上，大宋君臣立场一致，争议主要在岁币的数量上。

宰相们一致认为，李元昊是务实之人，对虚名不慎在乎，重点还是实际利益。

那些所谓的前提条件，可能就是用来“勒索”大宋，多要岁币的筹码……

当然了，肯定也是李元昊野心的一部分，若能成功，自是求之不得。

但对于岁币的数额，宰相们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虽然西夏狮子大开口，但晏殊言下之意，似乎可以接受。

范仲淹和韩琦虽然也盼望着早日停战，朝野安稳利于新政推行，但坚决反对如此高数额的岁币。

大宋原本给辽国的岁币才三十万，前两年趁着宋夏交战，李元昊怂恿辽主，大军压境又讹去了二十万。

已然有五十万之巨，如果再给西夏这么多，大宋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三司使陈执中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没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

和谈不成，只能继续战争。

但晏殊、章得象等人却不赞成，理由很简单，开战所需的军饷、钱粮数额更巨，恐怕远超岁币数额。

这还是能打赢的前提下，如果输了，或是旷日持久，后果越发不堪。

鉴于先前西北三战皆败，还不如花钱买和平更实在。

“稚圭，你能保证率军出征一定能赢？”

韩琦再次反对之时，一句反问便让他哑口无言。

好水川之败，此生奇耻大辱，让他根本没有反驳的底气与资本。

枢密使夏竦闻言也悄然闭嘴，好水川战后，投降西夏，为李元昊参谋军机的落第秀才张元曾提诗一首。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同是败军之将，何以言战？

唯独范仲淹据理力争：“为暂安西北，岁赐并非不能给，但如此巨额数目，决不可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