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

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

永乐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

但晚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

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

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

《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

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

可谓“烦渎”至极。

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岂能持久？

但太祖定制又不准，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

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

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

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

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

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六参”降及“四时参”，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

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

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

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

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