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原庄里这一场选募,最终选定了三百出头的乡勇为李泰的新部曲。
这三百多人身材高大且不说,多数都能力开三石之弓、负重百斤疾行不在话下,关中尚武,也都略有行伍经验。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真正骑术精湛的不多,堪堪只有三四十人能够达到骑射标准。
毕竟养马对关内普通百姓而言,还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就连参加过沙苑之战,跟随李泰入关的老卒刘三箸,都完全不通骑术,更不要说这些刚刚征召上来的新卒。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这些新卒本来就需要进行操练,然后才能上阵杀敌。
新卒的操练,大可以交付给贺拔胜留给李泰的那些老卒。这些老卒多有伤病在身,已经很难再披甲上阵,但过往的戎旅经验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胜任不了,安排训练新卒正可发挥余热。
这三百多名乡勇,有的是豪强荫户、有的是失地百姓,出身均田户的也有。不过宇文导和郡县长官都在此,可以直开方便之门,倒是免了再作交涉的麻烦。
乡团之与禁卫、六军等正式的武装力量,除了兵源和组织形式不同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就是,禁卫与六军是完全脱产的职业军人,乡团除了训练和作战之外,还要兼职生产。
豪强的私曲武装介乎二者之间,甲马器械与给养都需要自己筹措。豪强军头们各自丰俭不同,部曲的战斗力和组织力也不尽相同,势力强大的军头其私曲武装甚至还要远远强过了正规编制的六军。
这些新募的乡勇之前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可从现在开始,他们与他们的家属便都成了李泰的部曲。
正因有着这样的私军性质,朝廷与州郡一般都比较排斥豪强私募均田户,因为会造成大量税收单位的流失。但又不得不接受这种现象,说到底还是人穷志短,因为霸府财政根本供养不了这么多脱产军队。
府兵制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大统九年开始所针对的主要还是关陇豪右,募化这些豪强的部曲私军。
宇文泰今年想要玩把大的,扩大了乡团的征募规模,结果就差点玩崩。凭霸府目下的行政和组织能力,根本就维持不住这么大规模的扩兵。所以接下来的政策肯定又会退回到以豪强作为征发单位,权力下授从而维持武装规模。
所以初期的府兵就是大大小小的豪强军头们私曲拼凑而成,大统末年府兵制度形成的时候,宇文泰一边大赐胡姓,一边规定府兵们都要改姓将主姓氏,承认府兵私曲性质并拉拢府兵中层将领,以此加强对府兵的掌控。
后世不乏人好奇,关陇豪强们为什么能忍受背弃祖宗姓氏而接受胡姓,就是因为私曲正规化的前提是接受赐姓。当大多数人接受这种制度的时候,即便有一些杂声也会被作为破坏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剔除。
所以大赐胡姓跟胡化或汉化的关系并不大,而是一次以宇文泰等八柱国为核心的军事资源分配,弱势者得有所倚,不会被强势者无序兼并。
这一时期的府兵特色,是兼有朝廷正规武装与将领私曲的双重性质,军队的供养由这一系统中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义务。
六柱国作为府兵最高统帅,于是便有了六家共给的养军制度。这一时期的府兵主要任务还是征战,虽然也参加宿卫,但主要还是看府兵将领与帝王之间的关系。
这一情况要一直持续到北周武帝时期,将府兵军士改为侍官,府兵宿卫制度化形成,帝王与府兵个体直接产生联系,朝廷正式大规模的募取府兵并提供财政给养,府兵的私曲性质才逐渐澹化。
李泰的势力发展,算是府兵初期的一个典型。他虽然高授大都督官职,但朝廷与霸府却没有给他一兵,所有的军士、器械与供养都需要自己募取筹措。
所以他这个大都督能掌握多大权力,在于他有多大能量。霸府有什么调令,也只针对于他,他自己就是一个作战单位,他的部曲也只从属于他。
宇文导在商原待了半天便告辞返回了华州城,而那些郡县使者们则留下来,跟李泰商讨剿匪细节。
三百多名新卒仍需操练,李泰眼下能够动用的只有那些旧卒。
之前他前往陕北的时候是有六百左右的部曲,返回时却只剩四百多人,几名行署属官又各自召来一些部曲,眼下可以进行剿匪作战的又恢复到六百多人。
数量虽然不多,但是由于甲马精良、机动力强,战斗力也不容小觑。除非那种拥众数千上万、势力跨州连郡的大匪徒,一般的盗匪都是手拿把掐。
当然真要有那种大盗匪,也用不到李泰出手,朝廷自会调度征剿,缴获的人员物资都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