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思政是否应该设治颍川的问题，李泰也多有思考，甚至还曾直接向王思政发问类似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得到王思政的正面回应。

后世有关于此也颇多论述，观点与视角各不相同，但到最后也都难免一声叹息。因为这件事突出的就是一个拧巴，很难通过清晰可见的逻辑去讲述清楚。

宇文泰今向李泰询问王思政设治颍川是否可行，显然不只是在询问应不应该，而是有着更加深刻和丰富的意味。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角度而言，如果颍川是河南当之无愧的中心，完全无可取代，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众望所归。

可如果颍川的重要性完全达不到这种程度，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有了立场和利益的区别。围绕于此的不再是讨论，而是争执、是博弈，最终达成怎样的结果与道理无关。

站在西魏霸府的角度，显然是不希望王思政设治颍川。特别是在河洛新经一场大败，对于河南方向的经略更加不能维持太过激进的策略。

如果设治于颍川，想要长期控制河南之地的话，第一统治效果不佳，第二统治成本激增。河南与关中之间受限于地理因素和当下的战略环境，完全不足以形成良性的互动与互补。

比颍川更适合作为行台驻地的地方，时任淅州刺史的崔猷也已经提出来，那就是襄城。襄城地在颍川偏西南位置，沿北汝水北上可以直抵尹川、与河洛相连，西去可经鲁阳与荆州所在的南阳盆地沟通，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与几大战略区域都能不失交流。

可是再怎么正确的建议，如果得不到执行，重复千遍万遍又有什么用？现在局面很明显是王思政一意孤行，就是要把行台治所设在颍川，而并不是其人不知该处何处。

所以该不该设治颍川，本来就不是问题的核心。尤其李泰如今已经算是初步进入了霸府的决策层，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将领和谋臣，所谓言出法随，他如果觉得王思政不应该这么做，那么可能就得出面负责让王思政按照霸府的决定去执行。

但这一阶段的王思政，满心都是开疆拓土宏伟大计，心中的燥热可能就仅次于南梁的萧菩萨，连宇文泰的命令都敢公然违背、不加执行，这团火是那么好扑灭的？

李泰觉得想要让王思政放弃他的秉持，估计得直接大军前往缴了他的械或许才有可能。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那么也就只能默认王思政所坚持的这一结果。

因此眼下最重要的，第一是要将已经出现的矛盾争执掩饰过去，第二就是尽量降低王思政的冒进政策失败之后给西魏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历史上宇文泰对这两点倒也完成的不错，答应了王思政设治颍川的请求，默认其已经半独立的地位。然后就是在王思政面对围攻的时候，并没有头脑发热的大军出援，从而将更多的力量葬送在颍川。

或许有人会觉得宇文泰这样做不地道，但王思政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料想到这种情况。或者说问一问自己，颍川的战略价值有没有大到让他奋不顾身的去坚守顽抗？有没有大到让关西霸府不计代价的投入维持？

李泰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中，讲述一下自己对于颍川得失之与霸府统治和天下大势所造成影响的看法。

他沉吟一番后才开口说道：“臣兵驻彼乡时，所见河南确有奉道趋义之士，但也不乏昧于道义、屈于贼势之人。其地在荒年久、非是短时，贼踪虽已荡尽，凶威仍未扫除，立治不易，教化更难。太原公或许有虑于此，不惜以身犯险、设治颍川，以其皎皎风骨感化彼乡荒废之人情……”

宇文泰听到他这么说，意味不明的干笑两声，旋即便又说道：“这么说，在伯山看来，太原公设治颍川乃是有失周全的犯险之举？”

“凡所意欲勤事立功之志士，又岂会存意避险而裹足不前？颍川地当平野，四面无遮，若非忠勇赤胆并才力卓越之雄才，谁敢孤悬镇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