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进入盛夏时节，来自关中的资财也陆续的抵达了荆州。
这些资财主要以绢帛为主，并搭配着一些沔北并不出产或者产量很小的物资，至于真正战略性的物资比如粮食之类，则就很少输出。至于铜钱，则就完全没有。
南北朝时期，跨地域的长途商贸之所以难以达成，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流通性货币。西魏的铜钱已经信用破产多时，在关中都甚少流通。
而南梁的铁钱则更是铸币史上的一个奇葩，离开南梁国土同样没有什么流通的价值。虽然在同江陵的贸易中李泰也会着令总管府收取一部分，但主要还是作为冶锻的原料进行储备，并不将之当作一种货币而认可其价值。
早在李泰入镇之初便开始有意识的储备各种物资，抢在南梁社会生产环境还没有遭到大肆破坏之前便存下了数量可观的各类物资，随着关中资财涌入，这些物资便可以逐步进行变现，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到各种工农生产中去。
随之而来就是大量的绢帛涌入到州府仓库之中，李泰当然也不会将这些绢帛存在仓库中吃灰。一方面向江陵方面提出加大贸易量，获取更多的商品和生产原料，一方面自然就是向那些刚刚投入生产的工坊发放大量的订单，以确保其生产和盈利尽快的走上正轨。
随着各种工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沔北土地上并且将产品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荆州总管府所掌握的物料种类便极大的丰富起来，可以凭此进行更多的内务建设。
手里拥有了充足的物资之后，除了原本的事务加强和补充之外，李泰旋即便又上马了一个新的工作内容，即就是公共卫生与防疫。
随着时令的变化，常常会有季节性的流行病发生，这些病症通常被称作时疫。不同的地方，时疫的病因和表现以及医治的方法也都各不相同。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的民众对于当地发生比较频繁的时疫都会拥有一定的抵抗力，而古代相对落后的交通条件和闭塞的生活环境也让这些地域性的流行病不易传播开来。
可是如果遇上了战乱年代，战争遗留下来的人马尸体本来就容易滋生疫病，再加上大规模的人员聚集流动，又促进了疫病的传播。
南阳盆地处于南北交界所在，而江汉湖广之间每到入夏时节本就湿热潮闷，且多蚊蝇滋生，由于南面政治失序、时局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北逃，也让各种疫病有了跨区域传播的机会。
这一点，李泰其实从去年便已经意识到了。他自己转战淮汉之间，出没于各处战场，随行将士也都不乏染疾者。
李泰自己倒是没有因此染病，一则自然是因为身体素质强，第二就是深知这些时疫首在预防，注意个人卫生，杜绝蚊虫叮咬，再加上饮食方面的预防，基本上就可以避免绝大多数的时疫染身。
军营之中是人员高度聚集的区域，所以卫生状况尤需注意，李泰对此当然不会松懈，诸营之中专设参军督查此事，并且备有各种防治时疫的药物。因此自从他所部人马抵达东南以来，虽然军中也有时疫染疾的情况发生，但都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传播从而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
军中尚可督令严整、准备周全，但是民间就不太好操作了。去年李泰从淮南合肥迁回的民众中，由于对时疫的防治没有足够的重视，便有将近三千人先后染疾病死，这也给李泰敲响了警钟，自此后便没有再贸然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迁移。
之前在关中的时候，当得知大行台有意迁徙汉东民众入关，李泰之所以心生抵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疫病可从来都不是战乱年代的专属，到了隋唐年间，关中地区仍然疫病频发，这就与高频率无规划的人员迁徙有关。大量人口的迁入，也让关中尤其是京畿周边的人口过度集中，公共卫生因此变得颇为恶劣。再加上隋唐时期气候升温等各种原因，让这个问题变得尤为严重。
如今的南阳盆地自然没有达到关中那种人口密度，但是大量的人事流动则就难免，南面几乎所有边境城戍每天都会接收到数量不等的流民来附，而这些流人往往就会成为时疫病源。尤其是随着时间进入盛夏，又到了时疫的高发期，这种情况就越严重。
荆州既不能闭关锁境、拒绝接纳流人，还要同外界进行频密的人货交流，是一个工农商综合性的区域中心，所以就很有必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公共卫生与防疫制度。
他首先划定了三个区域，分别以石城、随州与义阳为中心。凡边境诸城戍所接收到的流人，统一送到这三城暂作安置，一边进行造册编籍，一边进行隔离诊治，确保时疫痊愈之后，再向沔北内陆输送。
沔北因为新兴了大量的工坊，这些工坊的匠人们都需要集中生产与生活，建立公共厕所与公共浴室也是应有之意。乡里之间设立大灶，用以煮水蒸衣。
为了让这一系列的事务能有一个系统性的管理，李泰还在总管府中特设疫医曹，并将蔡阳城的李去疾召回担任总管府治中并掌管疫医曹事。疫医曹下面又设有医署、药仓和康养堂，分别管理医生、药物和时疫病人。
这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行动，行政机构和具体的规令既然都已经有了，接下来自然就是要进行全民推广与普及。
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和公益事务的热情，无疑年轻人才是最高的。所以州学便成了第一个推广的地点，当相关的防疫知识在州学中张贴出来之后，顿时便引起了众多学子的围观。
“疫气杀人，甚于刀兵。人唯自爱，疾病不生。勤于洗手，莫饮生水，勿随地便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