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
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体衰病。一日，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他们两兄弟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了同上面类似的故事：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上文中的宣宗指的是道光帝，文宗指的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
以上故事，说明奕詝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立奕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重“德”轻“才”。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帝奕詝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也是有欠缺的。
2）、错定辅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三股：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
第二，帝胤势力。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醇郡王奕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奕等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罢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形成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因此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生，从而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2、武功
1）、太平天国起义
在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九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四年，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再过两年，英、法又动新的战争，清政府再签订《北京条约》。由于太平天国坚决保持中国的主权，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清政府却屈服于外国侵略者，订了一连串的卖国条约，因此，外国侵略者最终扶植反动的清政府，干涉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就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交，最后展开了反侵略战争。所以太平天国的外交史，实际就是一部反侵略的历史纪录。
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有一个先后的步骤。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对外的方针政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也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想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他预定在把清朝打倒之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方面，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他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伪中立对付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所希望于外国资本义侵略者的正是要使他不与清朝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也就随着不同情况相应地去对付他。当时太平天国所进行的外交，正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针锋相对的外交战。
太平天国坚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者的侵略的对外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内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大错，还在与封建阶级作生死的搏斗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朝统治者已经通过打和拉的阶段，进入了军事合作。而同时，狡猾的英国侵略者还到天京来，与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的秘密外交，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愿帮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否则把太平天国打倒的谈判。太平天国断然予以拒绝，立刻向上海进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断绝外交关系，以干戈相见。
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对内，而不是对外。虽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曾经漫不经心地把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让给外国侵略者。但这是由于无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太平天国初期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外国视为属国，这固然是不对的，洪仁玕也曾对此向天王提过意见。但那时候，外国侵略者并不曾敢动过太平天国的一根毫。而到洪仁玕来天京执政，庚申十年夏李秀成进军上海之役，一切都遵守国际法，外国侵略者却敢抗拒太平天国。可知这种态度，在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上，并无关大旨。至于为着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不顾安庆失守后形势的紧急，而断然进击外国侵略者，论者指为失策，又加之天王的错乱调度，使进军上海功败垂成，并招致两面受敌的后果，以致败亡。然而太平天国这种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给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最光辉的榜样，那是错误吗？应待后人的评说。
正因为太平天国对外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在展开反侵略战争之前，就针对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使其不敢有所异动，不得逞其阴谋，这才粉碎了侵略者想把中国变成为殖民地的狂妄企图，太平天国的外交史，正记录下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光辉的反侵略史迹。
2）、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资产阶级对清朝动的一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以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得到法国、美国的支持。清政府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咸丰六年（1856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得到英法的支持。清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认为，只有采取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权益。于是，英、法两国各自寻找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1856年，英国终于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在此之前，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正在向中国交涉，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接受英 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先后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 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支持英法的行动。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 集结完毕。额尔金、葛罗在27日向叶名琛出通牒，限48小时内让城。叶名琛以为英、 法是虚张声势，不作防御准备。12月28日，联军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29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纠结北上。1858年4月，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 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定 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佯装调解，劝清政府赶快谈判。 清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英、法下一步的行动，又指望美、俄调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 又没有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葛罗在联军进攻准备完成之后向清政府出最后 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律，并限令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上午10时，联 军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各台守兵奋起还击，打死敌军100余人。但是由于清朝官吏临阵逃跑，后路清军没有及时增援，致使炮台守军孤军奋战，最 后各炮台全部失守。联军随即溯白河上驶，到达天津，还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朝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立即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6月26日和27日，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美、俄两国则 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增开商埠以 及赔款等内容。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在5月底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 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1859年，英国派普 鲁斯为公使到中国赴任和换约。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6月中旬带领舰队和海军 陆战队开到大沽口外。清政府安排英、法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普鲁斯断然拒绝， 提出坚持要清政府拆除白河防御、并乘舰带兵入京的无理要求，并限期撤防。
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军炸断拦河大铁链两根。25日，英国舰队司令率10余艘战 舰、炮艇突袭大沽炮台。此时大沽炮台经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整顿，加强了兵力， 改善了武器装备。面对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600余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联军受此挫败，狼狈逃出大沽口。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大为恼怒。额尔金、葛罗再次成为全权代表，分率英军1．8万人和法军7000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4月，侵略军占领舟山，5月、6月占领青泥洼（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
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艘，集结于北塘附近海面。清军在北塘没有设防。8月12日， 联军在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北塘西南的新河、军粮城和塘沽，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 主要交通线。8月21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僧格林沁所部退至北京东南的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清政府立即派人至天津乞和，英、法联军不予理睬，进逼通州。清政府又派怡亲王 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英、法联军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9月 18日，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京郊八里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咸丰帝令 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
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圆明园，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圆明园烧毁。大火连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
10月13日，联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占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