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年～1067年），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宋代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齐名，并称“宋四家”。蔡襄先后任大理寺评事、福建路转运使、三司使等职，并曾以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出任开封、泉州、杭州知府。故又称蔡密学、蔡端明；卒后谥忠惠，亦称茶忠惠。

以茶闻名

蔡襄是一位十分喜爱茶叶的朝廷大官，也称得上是一位茶学家，尤其对福建的茶业有过重要的贡献。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

蔡襄的、在福建任职期间，随时留意农桑，如在泉州当太守时亲笔写下《荔枝谱》，在任福建转运使时，著有《茶录》。《茶录》虽仅千言，却很有名。分两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并篇前有序，篇末有后序。在“茶论”中，对茶的色、香、味和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作了精到而简洁的论述；在“论器”中，对制茶用器和烹茶用具的选择使用，均有独到的见解。

宋代的龙凤团茶，有“始于丁谓，成于蔡襄”之说。制小龙凤团茶是蔡襄在茶叶采造上物一个创举，当时赞美之声不绝。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说到：“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群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可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试。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宾出而传玩。”可见，当时小龙团茶朝廷视为珍品，达官显贵也不可多得。熊蕃有《御苑采茶歌》云：“外台庆历有仙官，龙凤才闻制小团。争得似金模雨璧，春风第一荐宸餐。”这位庆历年间的“仙官”即指蔡襄。不过，欧阳修、苏轼对蔡襄这一“创举”有过一些议论。明人赵在《 林子》中说：“蔡君谟著茶录，造大小龙团，欧公闻而叹曰：君谟士人，奚至作此，作俑者可罪。夫饮食，细事也，君子处世，岂不能随时表见，乃于茶铛水瓮中立名。”欧公认为像蔡襄这样学有道艺的人，何必从“茶铛水瓮”这些饮食细事中去立名。苏轼在《荔枝叹》中有句：“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他认为“贡茶”与“贡荔枝”一样，都是争新买宠，给老百姓带来困扰。可是，无论欧阳修或是苏轼，对龙团凤饼又都是十分喜爱的，同样有过不少赞美之词。

蔡襄喜爱斗茶。宋人江休复《嘉 杂志》记有蔡襄与苏舜元斗茶的一段故事：蔡斗试的茶精，水选用的是天下第二泉枣惠山泉；苏所取茶劣于蔡，邓是选用了竹沥水煎茶，结果苏舜元胜了蔡襄。

蔡襄还善于茶的鉴别。他在《茶录》中说：“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他神鉴建安名茶石岩白，一直为茶界传为美谈。彭乘《墨客挥犀》记：“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内翰禹玉。岁余，群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乃服。”

作为书法家的蔡襄，每次挥毫作书必以茶为伴。欧阳修深知君原君谟嗜茶爱茶，在请群谟为他书《集古录目序》刻石时，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群谟得而大为喜悦，笑称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时，仍“烹而玩之”，茶不离手。老病中他万事皆忘，惟有茶不能忘，正所谓“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

著名学者

北宋著名学者蔡襄生活于历经战乱、分裂之后又重新统一的北宋前期。此时北宋立国不及百年，传统的经典儒学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官方与学界迫切需要创新学术理念以阐释与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因而促进了“宋学”的形成与展。自从汉儒将儒学推向学术顶峰，随着汉魏之际佛学东渐、玄学兴盛，儒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由汉迄唐，儒学只能守成而无展。在此情况下，“宋学”应运而生，在复兴儒学的同时赋予它新的内涵，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儒家传统文化对佛学所代表的异质文化的融合与吸收。宋学以义理为武器，以“道学”和“理学”为载体，强调实践与国家的大一统。蔡襄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张实行政治改革，严格按照封建法律治理国家，并提出积极的财经思想以克服“三冗”（冗官、冗兵、冗员），力主加强边防，抵御外族侵扰。蔡襄总结作物的栽培与加工、修建桥梁等勇于实践的论著也丰富了宋学的内涵。

蔡襄是北宋时期福建著名学者，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他不仅长于文学，工于书法，而且广泛涉猎文、史、哲各学科，理论根基深厚；且注重实践精神，诸如修桥铺路，提倡植树，研究并总结茶叶、荔枝的栽培等，解决了许多当时的技术难题。有关蔡襄的论著很多，但基本未论及其与宋学的关系。本文仅就蔡襄在北宋前期“宋学”的形成与展中的作用作一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宋学”的形成。

众所周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期，中国在经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而重新统一之后，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从三个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即收拢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悉归中央，使北宋前期的政局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加之太祖、太宗制定的加强禁军制度、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度和转运使制度等措施，几朝皇帝均忠实执行并有所展。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并迎来了我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宋学”的创立。

一“宋学”的形成与展。儒家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繁荣，一次是汉武帝时期定儒学于一尊，一次是北宋初年“宋学”的勃兴。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帜之下，用儒学来统一自战国以来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就其内涵而言，它已非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就其外延而言，则仍包括文、史、哲等各个文化层面在内，而且还包含逐渐形成的“经学”。至于“宋学”，则应当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在陈寅恪先生之前，宋学原有两种涵义，一等同于广义上的儒学，即赵宋一代之学术文化，包括人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宗教、文艺、史学、教育、科技等；一指清初以来与训诂之学相对立的经学流派。“宋学”一词专门用来指称两宋学术时，也以为是宋代经学之专用名词。在“宋学”形成初期热衷于振兴儒学、倡率节义之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均持此种意见，他们耻言功利且深恶痛绝之。如蔡襄在《废贪赃文》中所作的概括就足以证明，他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同时蔡公还猛烈抨击了那些靠阿谀奉承、拍马溜须而大横财的无耻小人，并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夫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岁时有丰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饥寒，自非坚节之士，莫不慕之。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蔡襄与欧阳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进士，“三十年”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语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推行“耻言营利”，标榜重建儒学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鞭挞了在振兴儒学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丑陋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儒学的学术展史。儒学大盛于西汉，其衰落则始于东汉。与此同时则有佛学自西方的传入。随着佛教的东渐，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自魏晋以来逐步流行，儒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儒学的入世思想反差极大。关学门人范育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专门回顾秦汉以来的儒学变迁：“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可见，由汉迄唐，拘泥于六经章句的训诂之学，在日益强大的佛学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招架。加之以“玄学”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独揽风骚，中国的学问家们再次打破了汉末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于是代表时代特征的“宋学”应运而生。“宋学”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复苏了儒家所具备的传统的开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对西来的佛学文化和本土的玄学文化的改造、融合与吸收。“宋学”不仅吸收了佛学的精髓，使佛学蜕变为“宋学”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文学、艺术、史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广义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评价极高，他在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他预言，宋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造极”，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将来。可见他充分肯定了“宋学”对中国学术的积极影响。在“宋学”创立之初最艰难的阶段，蔡襄、欧阳修等人为这门新学科的体系与架构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其“毕路蓝缕”之功彪炳辉煌。

二 蔡襄对“宋学”的的开山之功。正如欧阳修所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所言：“谁谓闽远，而多奇产。产非物宝，惟士之贤。嶷嶷蔡公，其人杰然。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食不畏蛊，丧不忧贫。疾者有医，学者有师。问谁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愤，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对蔡公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是蔡公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对朝政的“奋躬当朝，谠者正色。出入左右，弥缝补益”，说明对庆历新政起了促进作用。欧阳修著《祭蔡端明文》对蔡公的功绩和家庭不幸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与同情：“自公之奋起徒步，而名动京师；遂登朝廷，列侍从。其年壮志锐，而意气横出，材宏业茂，而誉望伟然。……而公以荣名显仕为之养，彩衣而戏。昔以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绶悦其颜。使天下为子者，莫不欲其亲如公之亲。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为子也，其荣且乐。可谓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丧犹在殡，而公已卧病于苫块之间；而爱子长而贤者，遽又卒于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为二丧之主。呜呼！又何其不幸也！”但是蔡襄并没有被巨大的打击摧垮。正如蔡襄在其著作《端明集》“序”中所慨然陈词：“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并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浩然刚正之气，跃乎纸上。所谓“刚气”，从本质上说即“宋学”所提倡的服务社会、改革时政的精神，也就是做学问、写文章必须有的放矢，切中利弊，而不作无病呻吟。

蔡公十分强调“宋学”中理论的先导作用，他在“国论要目、明礼”篇中阐述了北宋立国之初应当强化礼制与儒学教育，并对比历朝学术与礼制之得失，总结了北宋前期政治体系架构上的不足，认为应当引以为鉴：“秦任兵刑而弃礼乐，汉魏以还；至晋，日用干戈，礼典残缺，至于亡隋尽矣。唐兴，四方治定，欲有所为。制作虽具，朝廷之礼时亦修举，而风教习尚，各随其俗。五代祸乱，日不遑暇，专以刑治之。宋兴五十余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结好之后，遂至无事，朝廷礼文，罔不修举。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泽及禽兽，然四方之俗未闻由礼乐，专用法。”他认为法治当然是必要的，但作为统治之术则应当礼法相辅相承：“法者，网罗过咎而施刑耳。臣以一二事言之。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昏礼无复有古之遗文，而丧礼尽用释氏，独三年日月则类古矣。”蔡襄在“福州修庙学记”一文中对宋代儒学的博大精深及儒学与宋学之间的传承脉络也作了一定的说明，并强调了州学和府学必须为弘扬学术尽绵薄之力：“在学于政，先其大者。言词法令，进修之假。唯州有学，邦君实谋。驱汝闽民，来处来游。象图严严，记书整整。衣冠肃雍，室庐谧静。孰为人父，敕戒而子。往焉问闻，弗往攸耻。孰为人师，启率其徒。”可见蔡公对于宋学的建树是相当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