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特太太跟宝宝一起躺在床上，靠着两个脏枕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我进屋的时候，她就那么盯着我，一双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眶。

“孩子们都长了虱子。”

她噘了噘嘴：“你呢？”

“既然他们都得了，我也有可能得。”

她似乎寻思了一会儿，接着说：“是你把虫子带进来的。”

我的脸红了：“不，夫人，我不这么认为。”

“它们总是谁带进来的吧。”她说。

“我觉得……”我开口说道，但实在难以启齿，“我觉得您可能得查一下这张床，也查一下您自己的头。”

“就是你带来的！”她边说边掀开被子，“你跑到这里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比我们谁都强……”

她的睡衣在肚子上皱成一团。我看到她大腿间毛茸茸、黑黝黝的一丛，赶紧尴尬地转过身。

“你敢走！”她尖叫起来，一把抓起哇哇大哭的内蒂夹在胳膊下，用另一只手指着床说，“先把床单用开水烫了，然后用梳子给孩子们清理头。我早就警告过杰拉德，不能把个流浪儿带到家里来，天晓得她去过哪里。”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比我想象中更凄凉：我烧了一罐又一罐开水，倒进一个大盆里，同时还得提防着，免得烫伤孩子们；把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床单、衣服放进热水里，用碱皂费力刷洗，再把它们塞进手动绞拧机。我几乎转不动机器的手柄，手臂阵阵疼痛。

格罗特先生回到家，跟待在客厅沙上的妻子说了会儿话。他们的只言片语飘到了我的耳边：“垃圾”“寄生虫”“肮脏的爱尔兰人”。过了一会儿，格罗特先生走进厨房门，现我跪在地上，正用力扳动绞拧机的手柄。“上帝啊！”他边说边开始帮忙。

格罗特先生也认为床垫上可能有虱子。他觉得我们只要把床垫拽到门廊上，浇上开水，就能灭虫。“我真有点想也这么收拾那些小孩。”他说。我知道，他这话可不仅仅是玩笑。他拿着刮胡刀飞快地给四个孩子剃了头。尽管我已经用尽全力扶住他们的头，孩子们还是扭来扭去，因此头上到处是刮胡刀留下的划痕和血口子。他们的模样让我想起一战后返家士兵的照片：秃着头，眼神空洞。格罗特先生在每个孩子的头上擦上碱水，小孩们的尖叫哭喊此起彼伏。格罗特太太就坐在沙上看着。

“威尔玛，轮到你了。”他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刮胡刀。

“不。”

“至少让我查一下吧。”

“去查那个女孩，就是她带来的。”格罗特太太扭过头，望着沙后背。

格罗特先生示意我过去。我解开梳得紧紧的辫，蹲在他面前，他轻轻地理着我的头。他的呼吸吹上我的脖子，手指轻抚我的头皮，让我感觉很古怪。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捏到了什么东西。“嗯，你头里也有虫卵。”

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一个人长着红头。我曾经问过爸爸，这头红是从哪里来的，他开玩笑说，一定是生锈了。爸爸的头就是黑色的——他说是多年辛劳中熏黑的，但他年轻的时候，头的颜色却更偏赤褐色。他说，跟你的头不一样，你的头那么明丽，就像金瓦拉的落日，像秋日的红叶，像戈尔韦郡那家饭店橱窗里的锦鲤。

格罗特先生不愿意把我的头剃光，他说，那简直是犯罪。他用拳头绕起我的头，从颈背处一刀削落。一绺绺丝滑落到地上，他又把我剩下的头剪到差不多两英寸长。

接下来四天里，我困在这间苦不堪言的屋子中，又是生火又是烧水。孩子们照旧碍手碍脚，哭闹不休。格罗特太太带着长满虱子的头又躺回潮乎乎的床单和霉的床垫上。而我对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我们很想你，多萝西！”回学校的那天，拉森小姐对我说，“哇，新型啊！”

我摸摸头顶上竖起的短。拉森小姐知道我为什么要剪短头。当天从校车上下来，我递给她一张便条，便条里写得清清楚楚，但她一个字也没有提。“其实吧，”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摩登女郎。你知道摩登女郎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就是那些大都市里的姑娘，剪短了头，出门跳舞，总之随心所欲。”她冲我友好地笑笑，“谁知道，多萝西，说不定将来你就是她们中的一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