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

穿越过来的平头哥别的不太在乎，甚至于大明会不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孙后代败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现在的底子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就算是败了，肉也是烂在锅里了。

崇祯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后世说的那样，再穷不能穷教育，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重。

自崇祯五年开始至今，除去国库源源不断的拨款之外，崇祯皇帝的内帑已经往教育方面补贴了近万万两白银，换算成后世的财政，几乎就是几百个亿扔在了教育上面。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认同这一点。

百姓们没有傻子，谁要真认为百姓们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简单直白的劝学名言，早几百年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堂口。

谁傻啊，现在的大明从军是第一选择没错，可是从军已经不仅仅要求是身家清白没有案底那么简单，早在崇祯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从军者必须是从县学毕业。

这简直就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历史上还从来没听说哪个朝代有这种要求，然而在大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出现的是那么合情合理合法……

抛开从军的强制性要求之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或者是进入官方做一些小吏，同样都对学问方面有要求，有学问的一切好商量，没学问的该干嘛干嘛去，愿意种地也行，乐意经商也行，乐意移民到海外也行，反正从军从政是没指望了。

更别提人人都艳羡的大学，招生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通过了州学的考试，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

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实打实的好处就在面前摆着，就算是没有那些劝学名言，那些一点儿也不傻的百姓们自然乐意让孩子去读书，哪怕是自己拿钱都乐意，更别提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了。

供孩子读书几乎就是刻在中原堂口骨头里的本能，改不了。

如果将中原所有的堂口都拉出来对比一下，除了螨清和蒙元这两个朝代没办法说之外，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几乎都是如此。

看谁都是战五渣，看人家好的就想拿来学习学习然后变成自己的，敢说反对的就埋土里去，历代王朝几乎都一个鸟样，根本就没什么进步。

几千年的历史给中原堂口带来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历史，也不是什么文物古玩，是重视教育，是开放和自信，是那种只要自己本身不出问题，谁来都得低头跪好的骄傲！

所以当社学教员人员开始显现出不足的时候，礼部几乎是立即就炸了锅。

培养读书人跟种树其实差不多，如果从一开始没有种好，那树是很难长得高长得壮，更难长的直。

社学就是刚刚种下的小树苗，属于生根芽的阶段，这个阶段出了问题，县学、州学乃至于大学都会跟着出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京城师范大学应运而生，专门培养人手去各地学校执教。

哪怕是这些人以后只能从教员往礼部这条路子上面走，依然阻止不了大量的读书人将目光投向京城师范大学。

因为人口大爆炸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知识浪费，单纯死读书的那些读书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不值钱了。

除了民生和文治上面的问题，军方同样不让人省心。

南北工业集团这两个原本一家的货现在为了争夺五军都督府的订单，几乎能把人脑子打成狗脑子，动不动就会互相怼上一波。

除此之外，军方现在的重心显然已经开始转移了。

沙皇俄国已对没有什么好关注的了，往西伯利亚地区还有北山以北的那些地区移民是户部的事儿，跟军方关系不大。

官方现在更为关心的是崇祯皇帝想要埋的那块土地。

正好夹在了莫卧儿和奥斯曼土耳其中间。

崇祯皇帝当然有任性的资本，既然崇祯皇帝想要埋在那里，那地方别管现在是谁的，以后就必须是大明的，反正不能让自己家皇帝埋别人家的土地上去。

PS：今天献祭《战国赵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