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们自然是不愿意搞丈田的。不管原有的体制如何的腐败低效，他们毕竟已经和这个体制形成了和谐关系，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作为“润滑剂”，在这个体制下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来了一股新的势力，居然要重新丈量田亩，登记产权，这岂不是晴天霹雳。粮户们顿时紧张起来，接着从下乡的粮差们嘴里，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说澳洲人这次不但要征粮，还要先丈田，根据丈田的结果按亩数征粮。

粮户们赶紧派人四处打听消息。果然，县城和东门市沸沸扬扬的都在传说这件事情，说得有鼻子有眼。在陈明刚手下混事的一干闲人，个个趾高气扬。但是也有奇怪的消息传出来：说根本没这回事，完全是陈明刚一伙拉大旗扯虎皮的唬人。

众人赶紧找到张有福那里要他去确认有无此事？但是从他那里也没得到什么确切的消息。张有福说负责征粮的邬长“出远门”了，没人能答复。张有福对事情的变化有点吃惊，不过他想起邬徳曾经关照过的他的话，觉得这事情背后肯定有蹊跷，也不敢乱说，当下自己到百仞城来求见初雨，把情况汇报了一番。

当然，从初雨那里他得不到什么回音。张有福站在自家的宅院里，看着粮差刚送来的“粮由”，皱了几分钟的眉头，忽然有些明白过来了。

刘友仁坐在自家的正院的台阶下的一张竹榻上，抽着旱烟，一股股的青烟袅绕。一张竹桌上放着茶壶茶盏，还有一张粗糙的毛边纸。这个就是“粮由”了。

粮由是催粮的通知单，官府原本没这个玩意，只有粮串――收粮凭证。这是衙门里自己搞的一套，极粗的毛边纸，用木戳子印好的格式，上面留空，由粮差填写粮户名称和应收正耗米的数额。粮户们接到单子之后，就要按时到县缴纳。期限有头限、二限、三限之分，三限一过，就进入到追比阶段，当即把欠粮户拿到衙门隔三日五日的行杖追比，也有枷号示众的。

不过这也是说说而已，真得会被抓到县衙打屁股戴枷板的，都是些势单力孤的普通小粮户――就如当初的张兴教这样的。一般在地面上略有势力的粮户，衙役就不敢如此。有的粮户是地方无赖，虽然没什么政治实力，但是是块敢打敢杀滚刀肉，不愿意足额缴粮就派身强力壮的人冒充户主来顶罪，再稍稍贿赂下皂班的衙役，打板子的时候作弊混过去。捱到旧历年底具保放人，这一年就算是完事了。等而上之的粮户，就可以和粮差、书办“讲斤头”谈条件，在耗米多少上讨价还价。再厉害一点的主，除了正额之外一概不交的。至于士绅豪强们，他们多数隐瞒了大量田地，根本就是什么也不交，衙门就算知道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刘家，过去是加来的土豪，刘友仁捐个监生在身上之后，就成了“绅士”。他家的土地在册的不到四百亩，实际上有将近二千亩。而“诡寄”在他家名下的土地更是多达三千亩以上。

这些土地，刘家除了自己雇用长工种植，全部都有收取地租。但是除了四百亩在册的水田之外，其他土地是从来不交一粒米的粮赋的。

刘友仁过去对澳洲人是抱着和过去应付土匪一样的策略：一面是自己结硬寨，练乡勇自保，一面虚与委蛇，要点好处，只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就应付一下，买个平安。反正这地方自他祖辈开始就是这样。

但是自从去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之后，见识了髡贼的实力，他的想法就变了。刘友仁意识到，仅仅象过去应付土匪那样去应付髡贼是要吃亏的。澳洲人体现出来的实力和种种作为，表明他们有极大的野心。这个野心，不大可能是在临高就能满足的。

这样的野心，当然不是他这种乡村土豪能够螳臂挡车的。刘家寨要在临高生存下去，不落得和苟家庄一样的下场，就得显得主动一些。这样起码能够自保。

因此他虽然不大去东门市，实际对澳洲人的一举一动很注意。天地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当初他的这个举措，让刘家的长辈们很是吃惊。纷纷表示反对――自家的底子，怎么能露给澳洲人看？虽说是按照起课的田亩数字上报的，但是澳洲人的农技员不是傻子，多下乡来几回搞那劳什子“技术指导”总会闹得明白。

刘友仁却耐心的说服他们：就算自己不参加，难道澳洲人就会不知道刘家寨有多少土地吗？这在县里根本就不算什么秘密。自然有献殷勤的人去向澳洲人汇报。与其等着人家找上门来，不如先和他们打打交道，便于周旋。

加入天地会之后，天地会来了“农技员”，帮他堆肥、送秧苗、指导长工们种地，竟然十分的卖力，这大大出乎刘友仁的意料――他不懂澳洲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仅仅是为了赚几个“服务费”，一纸命令给联络员，哪个村落敢不缴，何必做这吃力费事的勾当。

正当他一直想不通的时候，这次包揽粮赋的事情，又让他觉得迷雾重重，感觉完全闹不明白澳洲人的想法了。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这张粮由上，上面的正额和耗米的数字没有填写，送来的“粮差”说，根据澳洲老爷的命令，这次征粮要顺带“丈田”，各家须在头限之前上报田地数量，按照新的田亩数量征粮。

“八爷说了，这次是澳洲老爷们第一次在县里包揽粮赋，各家最好要帮衬一点，把自家的田亩数报得确实些――免得惹恼了他们。”来得“粮差”皮笑肉不笑的说，“这样大伙都过得去，我们办差的人也好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