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归。襄阳南大门，在时断时续的阴绵春雨中，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位耶稣会的传教士，连同沈容、刘济源l两位虔诚信徒，在十几个强壮有力的信徒陪伴下，终于上路了，离开他们呆了小半年的襄阳，向着湖南，向着更南方的广东挺进。这让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心情十分舒畅。

他们三人中最早的来到中国澳门的韦斯汀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时间，最短的骆尼阁也有十五年时间，他们三个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韦斯汀甚至还会说广东的粤语和南京官话。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可是比七八十年后踏着他们的旧迹走进中国的后辈们要高尚的多。因为这个时代的传教士只是很单纯的传教士，没有那么多的鬼鬼道道，至少他们的心没有那么大。

西方传教士在满清开国初期经历了南怀仁、汤若望几人的短暂辉煌之后，随着康麻子的龙颜大怒顿时损失严重，等到雍正初期的二度禁教来到，耶稣会几乎全面退出了中国地方，除了澳门这个巢穴外只剩下北京城里还有点颜色。到了乾隆中叶，耶稣会也远远没有恢复起原先的势头。

但是你不能不说这些人的韧性绝对是一流。随着乾隆时代的到来，中国对于耶稣会关闭的大门又缓缓露出了一丝缝隙，成际理、梁弘仁、魏方济、南怀仁等人在徽州府婺源县、池州府、淮南府、太平府芜湖县、滁州直隶州、泗州五河县等六个府州县建立教堂多所，吸收信众；与西洋传教士配合，徽州信徒姚若翰到江苏海门、池州石埭教徒沈容各赴湖北谷城传教。

当沈容在偏僻没落的谷城沈垭教堂重新挥洒耶稣会的荣光的时候，前有石若翰、南怀仁，后有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耶稣会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并且真的在湖北襄阳府的谷城重新站稳了脚跟，鼎盛时候会众多达千人。但这一切随着陈鸣的崛起，随着复汉军对湖北的进攻，一切飞灰湮灭。

谷城当地对耶稣会十分仇视的地主豪强，在复汉军到来之前，就驱除了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和沈容、刘济源等人，他们依仗着自己手中武装起来的佃户，后者无奈之下只能逃避襄阳城。

陈鸣在两度屯兵襄阳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襄阳城中赫然还有一批传教士和信徒。

现在复汉军主力部队南下了，只在武汉三镇留下一小部分人在跟清军对峙，湖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的混乱和无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消散了。

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人立刻决定走人。因为襄阳城实在让他们感到厌烦，在待在这座城市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一丝关照，骆尼阁差点都要病死了。这座令他们厌恶的城市里那些愚昧愚蠢的医士，竟然因为骆尼阁教士是外国人而视为妖邪，拒绝为这位天主真诚的仆人诊治。

骆尼阁是命大，被懂得一星半点儿中医的刘济源给瞎猫撞上死老鼠的救活了。可在这三位传教士的心中，整座襄阳城都是邪恶的。

所以，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对襄阳这座城市毫无一丝的留恋。如果有选择，他们一刻钟都不想在襄阳城待下去，但是他们没有选择。

有中国鞑靼人的官方军队在驻守的襄阳城是小半年来湖北最为安全最幸运的所在。没看到荆州和武昌都沦陷了么。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个在中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很清楚驻防八旗将军与总督大人的权势的，更知道这两座城市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毕竟一个香山县的县令都能对着澳门吆五喝六，葡萄牙人对于两广总督和广州将军的权势，认知非常非常的清晰。

当他们一行远离了襄阳城池之后，一连串的抱怨从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三人口中喷出。当然，这三位也都是要体面的人，再喷也不会破口大骂。抱怨与咒骂是两回事。尤其是当着沈容、刘济源等人的面。

细雨之中，一天的时间并没有让他们赶多远的路。

几个月的兵荒马乱，用去了他们太多的钱财，从襄阳城出来的他们只买了两辆驴车。所以他们走不快，韦斯汀、河弥德、骆尼阁、沈容和刘济源，五个核心加上十多个虔诚的信徒，小二十人不是两辆小驴车可以承载的。两辆小驴车内装载的更多是帐篷、铺盖、粮食和衣物。

从襄阳城一路南下，他们也正式见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韦斯汀他们可是很清楚这个时代中国的富饶的。这个人口比整个欧洲都要多的帝国，每一个呼吸之间都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当他们从澳门来到江南，那是人间天堂；当他们从江南来到安徽，所到的地方又是安徽最为富裕的皖南和长江一线，最后他们来到谷城，这里的沈垭教堂位于谷城县城西一百五十里远，与房县接壤，座落在龙凤山、磨盘山、铜锣观三山鼎立的茶圆沟盆地西沿，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神教教堂之一，也是整个襄阳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但即使如此，这里的人也多能吃饱穿暖。把这里的穷人跟西方的穷人比起来，怎么看都是中国人的生活更美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