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听闻任弘提议以隶书来抄写左传，让学派扩大影响力时，作为贯长卿的大弟子，徐敖极力反对。

“隶书，徒隶之书也！”

“百余年前，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

徐敖钟情古文，显然对大汉日常所用的文字不太喜欢，甚至将其看作是暴秦遗留下的一部分，是一种不入流的“残体”字。

真正的大儒士人，日常勉强用一用就算了，可当要用文字来研习经术时，还是应该用古文这种“正体”字，与他持相同想法的人还不少。

他振振有词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若连古文都不认识，有什么资格学圣人之书？若以隶书抄写经典，吾等与为了迎合朝政，擅自更改圣人本意的齐学诸生何异？”

“所谓正体与俗体，乃是虚名而已。”

任弘一笑，朝贯长卿拱手道：“弟子去年在典属国任职，制作天下舆图交给石渠阁查验，有幸在太史令带领下，于阁中一观藏书。石渠阁收集天下图籍百余年，藏品丰富，司马子长以其为基础作《太史公书》，其中便多次引用了《左传》里的文字。”

“那些仓库书架上，从我完全不认识的殷商龟甲文，到粗略认识的周代金文大篆。不过最多的，还是形体偏离大篆许多的六国文字，称之为蝌蚪文。”

“弟子心中好奇，询问了太史和学识广博的宗正刘路叔，他们告诉我，殷商时，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笔画为正体，铭刻在铜鼎上的金文为俗体。”

“到了周朝时，铭刻在金文成为正体，模拟金文写在简牍上的大篆是为俗体。”

“到了六国时，诸侯国各自为政，大篆成了正体，六国各自演变的简化文字为俗体……”

“秦时书同文字，以小篆为正体，见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等，而官吏抄录简牍公文所用的隶书为俗体。”

“由此可知，今之大篆，古之俗体也。秦汉礼仪与殷周不同，文字也不同。”

“自有汉以来，小篆多只见少数青铜铭文中，不再使用，倒是简便的隶书成了正体。萧丞相草律令，亦著其法，童子小学习隶书，成年后，能讽书九千字以上者，乃得为吏。吏民上书，字或不正，御史辄举劾。”

给皇帝的上疏，若是用其他大篆小篆文字，或者太过潦草，可是要被弹劾的。

隶书从此大行于世，成了标准正体文字，反倒是大篆，几乎失传了，只有名宿大儒才能掌握，但儒生多好复古，越古旧的东西越好，还是捧着这些东西不放，将此视为精英的标签和优越感的一部分。

就像中世纪不同国度的教士们，都要用拉丁文来解读圣经一样，不但坚持古文尚书、左传要以古文传授，甚至连《毛诗》也弄出了古文版本。

如此看来，齐学那帮人倒是活学活用，早早拥抱潮流，难怪会讨汉武帝喜欢，大行于世。只可惜他们偏离初衷太远，盘子也大，想要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太过困难。

哪像左传，这屋子里坐着的四个人，竟就占了传人的小半，不需要任弘在经术上有多大成就，只要熬死了他们，任弘就能撑起“左传宗师”的大旗来。

但试探还是需要的，他得搞清楚贯长卿的态度，任弘指着那被翻了无数遍的《左传》卷章道：“这些所谓的蝌蚪文乃是鲁地文字，介于大篆和六国文字之间。”

“子公兄说，用隶书抄写左传，会偏离圣人之意，若是如此，六经本是周代大篆，当用六国文字来抄写时，已经偏离大道了。”

徐敖争辩：“所以才需要训诂，明白最初的文字音、用意，以免后人误会，入了歧途。”

任弘摇头：“那子公兄觉得，贾谊的训诂、夫子的解经是否符合左丘明原义？”

徐敖朝枯瘦的贯长卿一拜：“夫子钻研数十载，每个词，每一句都小心斟酌，不曾偏倚。”

任弘笑道：“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既然夫子能正确解读，译成隶书亦不离其意，用古文与今文，不过是形式，又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