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长安城再度运转起来，而李鸿运的视野中，也再度出现了新的史料。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高祖虽有废立之心，然后宫张婕妤、尹德妃频频称颂太子仁德，使太祖摇摆不定。

“秦王乃使边将诬告太子谋反，高祖初而大怒，但太子负荆请罪后高祖醒悟，由此猜疑秦王日甚。

“秦王养寇自重，多以财货贿赂突厥使其退兵，权势日隆。然秦王府兵将多感于太子仁德，纷纷投效，秦王铤而走险发动玄武门之变。”

又是真假混杂的史料，需要玩家仔细甄别。

有了之前的经验，李鸿运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对之后的游戏进程产生影响，于是开始逐字逐句地考虑。

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

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直接就是史料中的原文。

但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以秦王作为主视角的《贞观政要》中写的。

前一句的时间“武德六年以后”没问题，后一句的“秦王不为兄弟所容、有功高不赏之惧”也没问题。

按照此时的时间节点，秦王已经是一战擒双王，封无可封，而突厥屡屡犯边，基本上都是秦王出马平定。

他的军功确实已经达到了顶点，甚至连梁高祖这个皇帝也都镇不住了。

但“高祖有废立之心”，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如果按照一般的思维模式考虑，梁高祖若是此时有废立之心，应该是挺正常的。

毕竟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秦王立下的功劳实在太大。而与之相比，太子仅仅是坐镇后方，就算有保障后勤的功劳，这功劳还得跟梁太祖分一下。

二者在这个乱世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果天下太平，政治局势稳定，那么封建王朝毫无疑问应该立嫡长子，而非立贤才。

毕竟在太平盛世，皇子们的贤能很难展现出来。

但此时天下正逢乱世，虽然梁朝已经基本上平定了中原，但外面还有各种强敌环伺。

突厥、高句丽、吐谷浑、吐蕃，全都是横亘在梁朝广袤边境上的庞然大物，哪一个都不是善茬。

让太子接过皇位，他搞得动这些势力吗？

恐怕是不可能的。

所以，站在梁高祖的角度考虑，在乱世中将贤能、有能力的儿子立为太子，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句话看起来也没什么毛病。

但在李鸿运对这几名关键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之后，他认为这句话的可信度并不高。

这有可能是站在秦王视角，为秦王说话的粉饰之词。

梁高祖就算是偶然出现过废立之心，甚至也许在某些关键时候对秦王给过一些没有明说的暗示，但他绝对没有真的动过废立之心。

说白了，梁高祖还是把秦王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人在用。

哪个地方叛乱了，让秦王去平叛；突厥人入侵了，让秦王去守边。

但要说因此就把太子之位给秦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梁高祖之所以这样考虑，李鸿运推测，动机主要有三个。

第一，古代封建社会传承一直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前朝因为废长立幼而导致偌大的王朝短短十余年就陷入崩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前车之鉴。

第二，太子目前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因此要废掉他，理由不足。更何况梁高祖明显对太子十分偏爱，在个人感情上，他喜欢太子要远多于秦王。

就像他之前斥责秦王“被读书人带坏了、不再是当年的二郎了”，正是因为他一直留守京师、没有上前线，而秦王一直在前线打仗，双方对于战争、封赏等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相较而言，还是听话懂事的太子更讨人喜欢。

第三，梁高祖的年纪并不算很大，他的身子骨还硬朗，根本就没打算这么早就退位。

若是立秦王为太子，那么太子的势力太强，对皇帝绝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梁高祖顶多是在拿秦王当工具人的时候暗示过可能会立他为太子，但绝对没有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

而这条史料记载，是秦王或者秦王手下的人，为秦王登基多增加一些合法性而已。

紧接着下面一句：“太子宽仁，多次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唯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这条显然也有问题。

明显的问题在于，太子宽仁，向梁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之罪。

且不说秦王根本就没有什么罪责，就算强行说罪责，也不过是打下洛阳之后把府库中的财宝分给将士，而没有分给张婕妤和尹德妃。这所谓的罪责，根本就是诬陷。

更重要的是，太子不可能向高祖求情赦免秦王，他只会扇风点火。

事实上，在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太子都在拼尽全力地想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

这个诉求看起来简单，很多人也会误以为太子完全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太子已经意识到了秦王势力太过强大，对自己的太子之位产生了严重威胁，因而站在他的角度，只要他还想坐稳太子之位，坚持到梁高祖驾崩后正常接班，他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打压秦王。

如果他真的宽仁，又为秦王求情，那他不如干脆更进一步主动让出太子之位，那样也就没有之后玄武门之变的剧情了。

他确实只想要保住太子之位，但当时的局势，保住太子之位就意味着他必须弄死秦王。

秦王只要还活着一天，哪怕没有任何官职，对他也仍旧是巨大的威胁；反之，太子的位置一旦被废，那么他就对秦王不再有任何威胁。

这种优劣对比，并非因为双方的出身、地位，而仅仅是因为双方硬实力的巨大差距。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问题隐藏在暗处。

那就是齐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多次劝太子先下手为强诛杀秦王，太子不允。”

后一句从事实上来看没什么问题，在太子和齐王的联盟中，齐王确实是比较活跃的那一个，也确实多次劝说太子诛杀秦王。

太子不允，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成功率不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但抛开动机谈结果，这么说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句话的坑，其实是在前一句。

“齐王一心力保太子之位。”

这句话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因为齐王帮助太子对付秦王。但问题在于，齐王最终的目标却并不是保住太子，而是谋求自己上位。

因为齐王是父子几人之中，最为了解秦王的人。

自从梁朝建立以来，梁高祖和太子一直都是坐镇后方，太子倒是有几次领兵打仗的经历，但要么是打必胜之仗去摘桃子，要么就是打得很不怎么样。

所以，太子和梁高祖，对于打仗这种事情，是很不了解的。

尤其是梁高祖，他看着前方传过来的一封封捷报，看着自家二儿子如此的百战百胜，自然会觉得，打仗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而一旦秦王打突厥时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大胜，突厥还在继续犯边，梁高祖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秦王有养寇自重的嫌疑。

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认为梁高祖和太子对于秦王在战场上有多可怕，压根没有直观的认识。

他们呈现出一种：既轻视秦王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又为秦王在战场上获得的巨大权势而担忧的矛盾心理。

但齐王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