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自远也垂下头，从前的上级敢于承担责任，让他心里稍稍轻松一点。但这也是一件让人很难过的事。

他说：“杨书记，我也有责任。这几年，我没有再查一下这件事。”

杨克勤说：“你的责任是后面的，次要的。我的责任是前面的，主要的。我没有认真清查我们的队伍，让敌人钻了空子。”

听到这个话，杜自远刚刚轻松一点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杨书记说：“自远，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杜自远有些迟疑，“杨书记，我现在有点为难。我的工作方向主要在国外。国内的事，调查部内部的事，我不好插手。”

杨克勤一摆手，“这样吧，这两天，我和你们的部领导谈一谈，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请他们继续指定你来处理这件事，给你授权。你回去以后，先查一查那批档案在什么地方，再查这个‘水葫芦’，一定要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

杜自远认真地点点头。现在，“水葫芦”案已经成了他心里最重要的事了。

但是，这次谈话后所调查的结果，却大大超出杜自远的预料。

两天后，中央调查部的一位副部长，一位从来没在中央调查部里露过面的副部长，把杜自远找到他的办公室。

让杜自远意外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里面。他姓陈，人们通常称他为陈主任，这是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职务。

杜自远抵达中南海时，幸亏这位陈主任的秘书出来接他，否则他很难进去。

这位陈主任面相和善，但语言锋利。他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杜自远的耳朵里，尖锐而严厉。

他们一直面对面站在窗前，那样子就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但自始至终，杜自远没有被允许说一句话。这位陈主任也并没有要询问他的意思。他一直在斥责杜自远。杜自远毫无办法，只能默默地听着。

这位陈主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件事，要以你的党籍做保证！你必须尽快完成！你现在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陈主任回到办公桌前，抓起一个信封，直接塞进杜自远手里。然后向他挥挥手，那意思是，你可以走了。

杜自远回到调查部的办公室里才敢打开这个信封。这是一封介绍信，上去是非常普通的那一种。但这也就是杨克勤所说的“授权”。介绍信里只有一句话：各党政军部门、及各省公安部门，现有杜自远同志受中央委托前往你部联系重要工作，务必协助解决。这封介绍信的下面，盖的是**中央办公厅的公章。

这种公函越是模糊，权力越大。许多人把这种公函称为“尚方宝剑”。但杜自远发现，它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一个星期后，刚刚开始进行调查的杜自远，被吓出一身的冷汗。

杜自远为了做好这次秘密调查工作，在二局内部给自己挑选了两个助手。一个是亚洲处处长楚伯林。他是去年从原华东局政治保卫部调来的干部。杜自远曾经过他的档案，相信他绝不会和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有任何关系。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原来在军部做保卫干事，他叫秦东海。

他们两个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寻找杜自远当年从南京带回来的二十四份档案。

其实杜自远并不用出示陈主任交给他的介绍信。无论是中调部、公安部，还是军委情报部，他都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甚至还有一定的权限。他总是先和这些部门的熟人打好招呼，然后派楚伯林和秦东海去查找档案。

但是，这一箱子共计二十四份从国民党保密局窃取出来的秘密档案，竟然失踪了。无论在哪一个部门的档案室里都没有找到。

档案室一向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部门。档案室的内部管理十分严格，各种档案的调入与收存都有严格的手续。借出或调出档案的审批手续更是严上加严，同样有详细的借阅记录。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部门的档案室找到这二十四份秘密档案的任何调入或调出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