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给蔡元培已经干过的事情进行分析辩护之外。还有一些士绅又对往事提出了种种假设。

“若是浙西那边没有那么激进，做事多余地方上协商，怎么会把蔡元培先生给逼到不得不动用肃反的法子？”

“这不是讲明煮了么？浙西那些人嘴里吆喝着明煮，做事的时候怎么就不明煮了？仗着人多势众，强行土改，不出事反倒是奇怪！”

这帮政协成员里面也有读书比较多的，立刻有人喊道：“那叫多数人的暴政！我看严复先生的书里面写过！”政协里面的人平时说起严复，都是直呼其名。有人从严复的书中挖到了可以利用的内容后，严复立刻又被冠以先生之名了。

政协里面思路比较清楚的立刻就将这些总结起来，“蔡先生也是被逼的，浙西的事情，浙西那些人也不是没有责任。他们一意孤行，反对明煮，反对协商。实施多数人的暴政。人都是有脾气的，蔡先生不是没说过反激进主义！这些人就是激进主义。”

“不错！此事双方都有责任！”这个观点立刻得到了几乎所有政协成员的明确赞同。

有了基本的共识，这帮政协成员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开始从道德上“审判”此案。最后集思广益整理出了一个思路出来。整理完毕后，政协成员们就郑重的把一叠文稿交给陈独秀，希望大学问家陈独秀能够把这个整理成文章发表。

政协成员充分表示了他们是如何尊重陈独秀的人品、能力、学问、地位，认为陈独秀绝对能够代表整个安徽的真实想法。即便是外面电喇叭里面传出女姓反对者的抨击声，这些政协成员依旧认为自己这些人是能够真正代表安徽民意的。连“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言语也都蹦出来了。

核心思想就是一个，陈独秀好好干，加油干。以陈独秀的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大家都会支持陈独秀言论自由的权力。如果人民党对陈独秀有所不利，安徽政协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在这番空话中，唯一一个比较有建设姓的建议是，既然安徽的印刷厂控制在人民党手中，有可能遇到印刷的问题，那些文章不妨在上海这些地方发表。一来可以不遭受那么多阻碍，二来也能让安徽的观点被全国了解。即便是人民党在安徽的时间最长，安徽并不是只有应和人民党的声音。

陈独秀当然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他们急切的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与平时一样，这些家伙们总要把别人推上风口浪尖的前线。安徽政协的这帮人也不是没有自己尝试过，结果是遭到了群众的迎头痛击。屡次尝试，屡次失败之后，这些人都明白自己是做不了这些事情。就只能转而求助更强有力的人。

敢公开为蔡元培求情的人，自然得有足够的名声。无名之辈这么做的话只会得到自取其辱的下场。并不是遭受人民党的侮辱，不管名声大小，人民党根本不在乎文人。文人受到的侮辱来自文人集团内部，“不知天高地厚！”“你算老几？”这是文人看到别的人时的第一反应。振臂一呼八方皆应，可不是对任何人都一样。

所以陈独秀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此时政协的人不招在南方名声赫赫的陈独秀，还能去找谁呢？让陈独秀感到不妥的是政协人员提出的这个章程，整篇内容除了臆测之外，根本没有关于事实的内容。

就陈独秀听到的这些内容，安徽政协像是变身说书先生。绘声绘色的讲了一个故事，其中的各种人物心理，人物行为，都是安徽政协这帮人设想出来的，所只行为也都是他们对各种资料与安徽发生的事情的裁剪组合。经过这么一番创造，并且对这一切来了一个说理后，安徽政协最后给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命名为蔡元培。

即便陈独秀并不太反对政协这些人的观点，也不同意杀了蔡元培。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么做也未免有些过份。因为陈独秀是真的想救蔡元培，而安徽政协的这些人并不在乎蔡元培本人的生死，他们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人民党的不满而已。这与陈独秀所想表达的事情是大有不同的。

想到这里“诸位，在上海发表文章，我倒是有些渠道。不若这样，我也和安徽联系，一面在上海发文章，一面在安徽发文章。但是各自写各自的，多通通气，却不知道诸位意下如何？”

“若是能在安徽与上海同时发文，那自然是最好。不过就人民党的这个作派……”政协委员们面露难色。

“我去找安徽这边负责的人说，正如诸位所说的那样，既然人民党主张言论自由，我等怎么可能说话的权力都没有了？”陈独秀答道。

政协委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目光中都是为难，好不容易有人开口了，“却不是不能说话，只是说话之后会被刁难。”

“天下大不过一个理字。诸位若是直说利益，自然容易激起强烈的矛盾。但是我等这次是讲的道理，讲的是不要再多杀人了。若是道理讲的对，我们有什么可怕的？”陈独秀也并不想一味支持政协的所作所为。虽然获得解放的女姓们做事比较过分，不过也没有只允许政协骂人，别人不能回嘴的道理吧。

见蔡元培态度坚定，这些政协成员交谈了一阵，也都表示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