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屋不隔音，蓬缇的母亲也倍受煎熬。

洛亚住在刘卫民隔壁，打火石的声音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刘卫民听得真切。他知道洛亚在一个劲地吸烟，便咬着牙隔着木板小声问，“婶，你别难过。要是看不下去，只要说一句话，我弄死狗日的海恩堡？”

隔壁室内的洛亚在黑暗中愣了一下，被烟呛得咳嗽了几声，好不容易才平静一点，她喘着气数落道，“难过个屁……屁……我闺女蓬缇漂亮吧，你要是受不了，婶过去陪你……嫌婶老，让蓬缇陪你，她可是那么疼你啊……”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算了，你们不是一般人，婶说笑的。唉，坎阿是个废人，我女儿才二十一岁，你做弟弟的，忍心让她守一辈子活寡啊？”

刘卫民入戏也太深，他可是一直把蓬缇当成自己的姐姐。肥猪一般的海恩堡成为“姐夫”，让他感到很恶心。可听了洛亚的话，心里的愤怒陡然烟消云散，象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洛亚也睡不着了，她长叹了一口气，干脆隔着木壁，与刘卫民拉起了家常。

坎阿是被安南军队误伤至残，好呆保住了命，却再也不举了。洛亚年轻时曾经是乡村小学教师，很有见地，亲耳听了她的讲述，还是让刘卫民沉默了。在永珍时，小队集体恶补了纳加小组提供的高棉资料，刘卫民对红色高棉的所作所为，深有了解。现在听了洛亚的讲述，他的心情还是格外沉重。

红色高棉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单纯从它的内政看，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左”到极致的三件事，让红色高棉付出了民心、道义和政权三个重大的代价。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打下首都金边，随即就将全国县城以上的城镇居民，全部赶到农村务农，老、弱、病、残、孕也不例外。红色高棉原意是想举全国之力快速生产粮食，渡过***。但遣散人口客观上造成城市迅速凋蔽，成为其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着，又在全国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易，实行全民“供给制”。早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红色高棉就请中国帮助印制了新的高棉货币瑞尔。但政权到手后，朗诺时期的货币被作废，但新的货币却从未发行。没有货币流通，商店、饭店、邮局、电话局、电报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一系列当代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全部消失。整个高棉，变成了一潭死水。

而肃反扩大化，则直接大伤了红色高棉的元气。西哈努克时期三位著名左派大臣乔森潘、符宁和胡荣都是柬**员，在民众中具有很高威望。在肃反运动中，符宁和胡荣先后被处决，而乔森潘虽然保住一条命，却仅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韩桑林和洪森等高级干部，则先后逃到安南。肃反扩大大，使党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最令刘卫民不解的是，红色高棉竟然也“排华”。

红色高棉夺取全国政权后，一方面在外交上一面倒，完全依靠中国。只接受中国援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因而一度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高峰时期，中国援柬工程技术人员达到数千人。另一方面，大量华侨和华人也被驱赶到了农村务农。这也导致大批华侨和华人，对中国政府不满。

返回帕格村后，刘卫民的所见所闻，让小队众人心情都十分沉重。

五月份的松戈山已经开始闷热了，进入雨季的南亚丛林雨很多。这天晚上又是一场暴雨，在倾盆大雨中，帕格营地接待了一批神秘、尊贵的客人。

傍晚时分，民柬的三支游击队就在帕格营地及周边山上拉了警戒线。伊万诺夫小队严格警戒，可民柬游击队并没有侵犯营地。虽然杨明涛和灵玉一再表示晚上的活动绝没有危险，但李海潮、虞松远还是做了万全准备。

夜里十一点，李海潮、虞松远陪同杨明涛和灵玉，亲自到辕门等候。民柬士兵已经在黑暗的雨中排开高级别的警戒阵列，不一会，一行人打着雨伞的神秘人物，冒着暴雨，踩着泥泞艰难地来到营地辕门下。

杨明涛和灵玉与他们简单寒喧后，将他们接进营地中央大木屋的会议室内。只到此时，杨明涛才将众人向李海潮和虞松远进行了介绍。

原来，在我驻暹罗大使馆“二办”负责人刘群和柬共中央常委、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陪同下，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副书记农谢、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和总参谋长宋成，四人亲自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