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能为百姓日常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更能给教会带来巨大的受益。

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信徒在教堂中存入百两黄金，这百两黄金的硬通货币就等于落到了教会的口袋里，信徒换回的只不过是一张写着金额的圣劵。聪明人一眼就能看出，圣劵这种所谓的纸币，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一张借条，信徒是债主，把百两黄金借给教会后的凭据。

按理说纸质的借条是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只不过圣劵有所不同，教会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和信誉度，联合诸家商号给它辅以了等同于金银铜钱的价值，这才可以用来直接交易。

说到这儿就牵扯出一个技术问题来。硬通货币存进教堂，难道栾奕会眼巴巴看着它堆在库房里吗？

当然不会。储蓄业务推出之后，介于它超强优势，自然会吸引大量资金注入。后世经济学告诉我们，在这一笔笔巨款中，至少有8成是长久储户们平日里几乎用不着，至于另外2成，则是保障资金，为储蓄者们日常提取做好准备。为保险起见，栾奕将保障资金调整为4成。

也就说，有6成的硬通货币会堆积在仓库里长时间不会被储户领取，要知道青兖济三地的人口总量足有500万人，这群人若是全用上圣劵，其储蓄值完全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这么一大笔钱空置不用，不符合商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为了能让资金流动起来，栾奕会将这6成硬通货币提出来，用来跟非教会控制区，也就是没有流通圣劵，只能用金银铜交易的地区开展走私贸易，可用来买卖原料、购置货物，借巨大的资金优势赚取更多财富；也可以用来采购战马、粮草等军用物资，解燃眉之急；当然还可以用来开渠筑坝修建，挖建运河。

所以，刚才栾奕说教会将承担青州、济南、兖州一线运河、水渠的五成总工程款就是从这里出，只不过在想民夫支付薪俸时，他不准备使用储户们存入的铜币，而是直接发放圣券。即节省了硬通货币，又促进了圣券的大面积推广，一箭双雕。

毕竟，相比于铸铜制银，印钞票要快捷方便的多。开展了储蓄、信贷业务，栾奕就等于攒牢了印钞机，有大笔的银钱可供他调配。

不过前提条件是，挪用的钱是要还回库房的，将来必须用金银铜这些硬通货币来弥补，至少保证与圣券发行总面值40%等值的硬通货币存在教会的库房里。

举例而言，假如说现在教会总共收到了1000贯存款，那么供教堂调度的钱便有600贯，400贯作为保障资金存在库房里绝不能动。等教会存款额涨到1200贯时，也就等于发行了总面值共计1200贯的圣劵，活跃的硬通货币只能是720贯，另480贯保障资金一个子儿都不能少。若是少了必须赶紧补上，如果还不上圣劵就会面临贬值的问题，缺口越大贬值越厉害。到时候原本面值100贯的圣劵可就不等价于100贯铜钱了。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引发了货币通胀。

圣劵问世除了能给教会带来收益，还能发挥巨大的政治效能。

储户们无论看中圣劵的便利也好，对教会的安全性信任有加也罢，只要把资财存进教堂……圣母教会健在之时他们手中的圣劵就是实打实的货币。可若是圣母教会垮台，那揣在他们怀里的圣劵立马变成白纸，一枚铜钱都换不回来。这就使得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被绑上了圣母教这架战车，想不对圣母教忠心耿耿都不行。

此外发行货币，实施储蓄、信贷的好处多到数不胜数，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正因为优势如此众多，栾奕才会选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就把他搬了出来，因为他坚信有银行体系在手，足可一劳永逸。

除了经济发展战略，栾奕还着重强调了一番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诸多领域，以教育发展为重中之重。

在过去6年多时间里，各地教堂广泛开展普及教育，使得教区百姓的识字率提升到了2成之多，收获可谓巨大。然而碍于规模限制，圣?女娲教会学院培育出的毕业生只有1200多人。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地方教堂打理教务，还有一部分人约100余人留在教会学院中务教，他们是教会教师资源中的中坚力量。

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栾奕决定将圣?女娲教会学院搬出教堂，并一分为五，分为圣城大学堂、神圣军师大学堂、圣十字医科学堂、圣母工科学院和圣福音艺术学堂。

其中，圣城大学堂忌酒由前太学忌酒、著名经学家、书法家、栾奕的岳父蔡邕出任。大学堂主要教授经史子集、术数算学、格物基础、以及应对金融行业而生的金融学。

神圣军师大学堂忌酒由前北中郎将、尚书卢植出任。主要向学员教授兵法军阵，练兵模式，出征路线安排，粮草补给运输，格斗等二十多个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