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说起来，胡文海前世今生不敢说自己姓赵——你也配姓赵？这句阿Q正传里，赵老太爷对阿Q自称姓赵的嘲讽，后来被引申为被统治阶级妄想冒充统治阶级的错位行为。

简单的说就好像一群小资白领，明明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却偏偏喜欢站在资产阶级角度大肆批判民国时候造反的泥腿子，全然忘了自己自上十八代，估计都是土里刨食的灰色牲口罢了。

按说胡文海一家不能说姓赵，但扣上个既得利益者的帽子还是没问题的。可老胡家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就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了。到胡文海大学毕业之前，甚至是在他前世进入比亚迪公司之前，胡家的日子都并不好过。

胡世武这个八级工有个好儿子，起码后来进了501厂不是顶了他的名额。八五年退休之后，虽然不用含饴弄孙，但每天夹着象棋盘找老伙计杀两盘，没事的时候回厂里的金工车间过过手瘾，日子多多少少过的还算滋润。

而胡解放当上了501厂的厂长，却也并没有为老胡家拿到什么好处。老胡家上辈子这套绣城远郊的平房，一直住到了九十年代末，才在拆迁大潮下换了一个小区的八十多平新房。

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胡解放付出了什么？为了501厂，他整个人都比正常老了十岁。不到五十岁就换来了满头白，关键是随着501厂的倒闭，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垮了。

胡文海呢？他的命运总还是不错，得益于萧野芹和胡解放两人的基础文化底子，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和精心培养，他的学习成绩和人格成长都比同龄孩子要优秀一些。

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回绣城，而是辗转在私人企业打工，最后是在王船夫的比亚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胡文海对国企，对国企工人的感官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他后来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是“特权阶级”，至少是“中产阶级”，享受着和农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品质。可在这种条件下，国营企业工人的表现。却非常让人失望。八十年代迅速“堕落腐朽”的国企工人，失去了建国以来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不理解，还是这批人，最后造就了“中国制造”的奇迹。如果真是骨子里好吃懒做，为什么换个环境就突然变的让人敬佩起来了？

问题在这些人的身上？说实话胡文海之前并没有想的太多。

对于任何一个渤海省出生的人来说。十年后往后二十年，很多事情都和一个历史名词牵扯在一起：大下岗。

对于九十年代大下岗在这个曾经的共和国长子省份制造的悲剧，胡文海知道的实在太多。

所谓“劳务派遣”，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搞未来国企“正式工”、“临时工”这套，而是希望尽快搞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出来。

这样劳务公司不倒，哪怕工人工作的工厂倒闭或者出售了，这些工人起码还是国家工人，还是有一份最低保障。

这只是他作为一个渤海省人，对那段不堪回的历史，做出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而已。

当然。由此造成国企用工政策更加灵活，在私营企业还不活跃的年代里，稍微提高一下工人积极性，还算是有点正面意义。

但问题是，说实话，他对大下岗真的没有太多的研究。对国营经济，他更多是冷眼旁观，甚至有些不屑一顾。

就好像打游戏一样，当你将一个游戏打通关，读档重新来过。没有了那张直奔关口而去的紧迫感。反而能现很多之前忽略掉的东西。

老一辈国企工人里，有胡世武这样认真负责的主人翁，也有每天上班喝茶看报混日子的老不修。

新一代工人里，有偷厂里东西拿出去卖的三只手。可也有换个环境就光热的杰出人物。

国企活力低下这个帽子，能扣到工人们的头上吗？

前世的胡文海心中，并没有一个答案。或者这种单凭某个人群属性，就给某个人定性这种做法，根本也就是不科学的。

八十年代参加工作这些人，并不会比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要“坏”。但要说是体制问题。可五十年代的国企黄金期体制有什么不同？有些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到八十年代爬到领导岗位，偏偏正是治乱之源……

胡文海坐在汽车里，此时他的心里是无比矛盾的。如果按照他前世的观点，自然是支持国企卖卖卖，因为在他的目光所及范围内，私企的效率和执行力无疑是比国企要强的。

王船夫搞电池打的外资节节败退，搞汽车更是比那一票买办国企让中国人长脸无数倍。华为搞网络能卖到美国人耍赖不让他进入美国市场，可拿着国家补贴的联想却成了“美国良心企业”。

双方的对比实在太明显了，他下意识的自然是觉得国企乃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者，只会凭借特权和政府支持搞小圈子和强压私企低头。中国的国企，除了明显应该政府承担的非盈利性质的领域，都应该和私企竞争者较量一下。

至于说资本家没有良心，那要法律做什么的？监管到位，执行坚决，没有良心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不也一样？

但是昨晚他和老爷子胡世武心血来潮的一番谈话，却让他的人生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户。

结合他重生之后的经历和观察，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

……

“七十年代之前，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是很高的，那时候工人对企业管理能够挥很大的影响力。”

胡世武在听到胡文海的提问之后，像是充满了缅怀的说道：“八十年代之前，工人的前途不用说自然是相当好的，以工厂为家那不是说说而已，绝大多数工人是身体力行带着这种责任感在工作的。哪怕这三十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运动，但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年头，仍然是保持了相当快增速的。”

胡文海当即点头，这个数字他心里记得清楚。中国49年GDP是180亿美元。到1985年是9000亿美元。如果否定前三十年的建设成果，那这个数字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从地里钻出来的？

GDP的增长，说明了工人参与管理这种模式是没有问题的。是能够为中国经济带来动力的：“可是爷爷，那为什么现在的国企工人却没有过去那种动力了呢？”

“为什么？”胡世武难得的哼哼冷笑：“因为工厂不是工人的了呗！你别看现在的工人还能和厂长拍桌子，可人人心里有杆秤。现在可不是八十年代之前了，不是工人当家做主，而是领导决定工人的命运。国家又消化不了那么多的新增工业人口。”

“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在迅速下降，城市工业人口面临严重的就业困难，哪还有心气和官僚争夺企业的管理权？”

“谁在掌握这个国家和企业？厂长、技术人员和官僚，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当然就没有管理企业的积极性。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毕竟咱们还披着国企的皮，管理层搞管理又不能学资本主义那些调动积极性的手段，吃相还不能太难看，所以就只能是抛弃效率追求所谓的公平，也就是变成了大锅饭。”

“你看从进入八十年代。国企的效率就显著的开始降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原因。但根本上，则是工人被排除到管理层之外，官僚开始独揽资本管理权力导致的。不说别的，现在社会上都说十亿人民九亿倒，可真正能拿到倒卖利益的都是什么人？有几个是没有背景的普通工人？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不是自家东西，干嘛那么积极？”

胡世武的话说的胡文海目瞪口呆，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段历史在老人家看来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他又不甘心的问道：“那有没有办法再把国企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果能够回到五十年代工人劳动的积极性……”

胡世武干脆的打断他的问题：“你问你爹。是愿意被全厂人监督着，拿着和工人差不多的工资，操着全厂最重的心。还是愿意大权独揽，这个厂长一言九鼎。手下工人命运存乎一心？”

胡文海无言以对。

胡解放是个很负责任的经营者了，未来为了能够让501厂保留下去，可谓是费尽苦心，甚至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追求。可是如果问他，是愿意让工人参与管理，还是扩大厂长的管理权限。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问可知。

“那就没有办法——”

“没有，走上这条路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胡世武说的斩钉截铁。

胡文海无言以对，想想也是，苏联解体为什么给了中国人那么巨大的震撼？其实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此时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一样的，工人生产积极性降低，权力向官僚阶层集中，经济展迟滞。

从根子上来说，是生产力展跟不上工人群体的扩大。国家负担不起所有国民都想挤进工人阶层，并且享受工人阶层过去的“特权、中产生活”，于是只能从收买整个工人阶层和国民，变成收买少数官僚阶层了。

到最后收买官僚阶层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国民不满增加。苏联官僚们更不满足于披着社会主义皮，不能尽可能的压榨工人，不能继续扩大自己手上的权力，于是干脆想要撕下身上这层皮，向着西方资本家们看齐，抛弃整个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从过去的国家主人、工厂管理参与者，变成没有权力的草民。

而苏联人当真也就这么做了，结果如何自不必说。

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展跟不上工人群体规模和物资需求的增长，如果苏联当年能够满足收买工人阶层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个努力，但很快就现这是苏联所无法负担的。

于是他转而收买官僚阶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几乎达到巅峰，也就是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苏联的经济增加近乎停滞。为**********时期官僚撕皮提供了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