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春节特别的早，1月8号就是腊八，到30号就要过除夕，31号就已经是春节了。

从阎良离开之后，胡文海坐在飞机里突然想到，自己当初竟然真的敢坐运七改的新舟首飞，这可真是颇有波音摔飞机之后美国交通部长亲自乘坐737的“风采”啊……

这个原因主要是，他又不由自主的联想起空警200那架撞山的运八了。

虽然和运七没啥关係，但国内在大飞机平台这条路上，确实还有很多的课要补。

只要想到那整整一架飞机的专家和技术、机组人员，谁能对那段历史不感到心痛呢！

而且这段历史，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作为一个半导体行业的工程师，胡文海至少还是读过王小谟传记的。空警2000是从2000年和以色列合作被美国叫停之后，我们才开始着手独立研发的。

1999年6月，由俄罗斯别里耶夫飞机公司负责改装的伊尔76飞跃太平洋，结果被美国的卫星发现，最终确认了以色列在为中国生产预警机的情报。克林顿由此亲自给巴拉克打电话，要求必须停止中以合作。巴拉克还想挽回一下，结果克林顿直接以断掉以色列军援为威胁，也要阻止中国得到预警机。

此时正好是一号在以色列访问，巴拉克拖到了最后一刻，直到登机离开才不得不对一号坦白。想也知道那时的场面是什么样子，双方刚“友好”完，人还没走结果最重要的合作项目翻脸，这是有多气人？又让之前双方的神采奕奕、和谐共处，变成了多么讽刺的画面？

虽然这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被美国卡脖子了，但这丝毫不能减少由此而来的气愤和耻辱。

其实想也知道，作为国家人格化的代表，一个国家受到羞辱最气愤的难道不就是那位吗？

可也正是因此，“忍辱负重”这四个字，回首之后才愈加的有份量。这沉甸甸的四个字，大概没有人比他更加深有体会了吧。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谟临危受命、力排众议，担着沉重的压力立下军令状。

“五年内把预警机做出来，这是可以做到的！”

一号难得激动的批示：“你们争取在五年内把预警机做出来，到时候我邀请克林顿到我们的飞机上去看一看，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预警机！”

2002年，中以双方合作正式破裂。2003年，王小谟就拿出了试製的样机。这并不是以色列在私下里进行了技术支援，空警2000不是费尔康的中国版，这是王小谟亲口证实的。

实际上在与以色列合作之初，王小谟就提出了同步研製方案。也就是说，王小谟对和以色列的合作始终留了一手。一方面是与以色列合作，另一方面则利用以色列的项目锻炼我们自己的队伍。当时以色列的管理和技术团队，都有来自中国的备份团队，主要任务除了验收以外就是学习、借鑒以色列的科研体系和技术路线。

就是这样超前的战略眼光，让中国的空警2000在2006年就进入了服役。按照当年的军令状，甚至还不到五年时间！

而空警200同样也是2002年立项，与空警2000是同步进行的。同时开展两个预警机项目，这其实是无奈之举。作为空警2000平台的伊尔76我们无法自产，更没有替换平台，相当于仍然随时可能被人卡脖子。不发展空警200，我们就铺不满整个国防体系。

所以说到底，空警200的空难悲剧，就是因为中国手中没有可靠的大飞机平台。

不过在胡文海引进了麦道82之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可以解决的方案。

只是如今还有一个问题。

还是因为胡文海的原因，国内半导体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而国内因为对越反击战尝到甜头，因此比历史上更快的上马了预警机项目。

这么一来，想必王小谟那边的项目进展肯定比历史更快。

在相控阵雷达技术解决之后，如果因为平台载机的问题又跑回原来的历史轨迹怎么办？

麦道82的项目，必须儘快取得进展了！

Ps.之前章节是我记错了，麦道82本身就是双发飞机，Dc-10才是因为美国联邦航空局的“60分钟限制”规定，而最后改成了三发飞机——在早期飞机安全性不足的情况下，双发和三发飞机，必须与任一备用机场保持60分钟航程。后来1964年美国取消了对三发飞机的60分钟限制，因此为了能飞跨洋航线（显然在大洋上是找不到60分钟内的备用机场的），Dc-10才紧急更改设计，成为了一架三发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