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看到整个部队风貌变好了，李永吉也就不再苛求别的，干脆把训练跟军纪方面继续交给孙向兵处理，他自己则继续悠哉游哉的陪苏荷待产。顺便关注一下国内外的公事。

进入1864年的八月份之后，中华帝国的国内虽然依旧每天都有许多事情发生，但因为首相沈世明的施政手段高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加上国防军、禁卫军以及警察部队的武装威慑，国家的新官僚机关也磨合的差不多，国家整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换言之，李永吉不在国内的这段日子里，首相沈世明施行了一种有法可依。但执法不严的宽松式管理模式，尽量减少帝国新法律给不懂法老百姓带来的负担。

比如随地吐痰要鞭刑这一条吧，除了皇宫附近，其他地方这条法律基本都是摆设。没有人真的认真执行，要真的较真的话，估计半个中国都得民怨沸腾。

说白了，就是李永吉当初建国时期太过仓促，然后也没经过下面人的讨论，自己从现代弄来一批法律。然后让张信达找人删减修改了部分之后，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的宪法，其中除了加强君权之外，很多内容实际上跟此时的中国国情并不搭配。

就好比惩罚随地吐痰跟大小便这一条，看起来用惩罚的方式管理很不错，但其实真要严格这么执行，那就只能变成恶法，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有可能酿成暴动。

此外，像强制义务教育法等，也不可能真的严格执行，这其中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涉及到一个社会风气问题。

早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永吉曾经想着加大国内的教育投入，争取在短时间内在中国境内完成扫盲，初步目标是二十年内让国人的三成人能认字。

扫盲的意义之重大就不提了，这不仅仅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但问题就在于，此时的中华帝国跟另一个时空的红色中国初期不同，两者不能照搬。

另外一个时空的红色中国是经过了长期铁血奋战后才重新独立崛起的，在此期间，中国的很多传统势力都在各种战争中被破坏殆尽，力量大减，而有革命先辈掌握的体制却具有强大的组织力与控制力，尤其是有大量深入基层的基层官僚，这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扫盲。

可是在这个时空，李永吉崛起太快，他虽然迅速打败了太平天国跟满清这两个政权，夺去了中国的政权，但并没有动摇中国的本体。

换言之，中国的地主阶级，宗族势力等传统势力并没有遭到太大破坏，甚至还因为晚清战争而有所加强，没有合适的改革环境。

再加上李永吉夺取政权的时候只是军队强大，行政人员严重缺乏，夺取政权之后又不要旧官僚，非要自己重新搞一套行政体系，结果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让很多老百姓对此无所适从，不知道有事儿了该找谁去。

比如说有老百姓有了冤情或者要打官司，他们还是去找县长市长这些行政官的头头，而不去法院找什么法官之类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官就是判官，是在县长市长之下的，你要跟他们说平级问题，他们是不理解的。

也就是说，李永吉手下没有大量得心应手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能迅速抓住民间大众的所谓神级理论，不可能从根本上打破所谓旧社会的牢笼，**传统势力的枷锁。

最简单的例子，简体字跟拼音字母。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但只能在南京、上海、苏州这几个李永吉控制力度最强的几个城市中间推广开来，而且推广更多的都是穷人跟投机分子。真正有底蕴有风骨的读书人对此都相当抵制，因为他们觉得拼音字母是不知所谓的洋鬼子的东西，而简体字则是不伦不类的俗体字，只有下人才会学。

而除去南京、上海、苏州这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都很难推广简体字跟拼音字母，因为就算你出动军队强行镇压，那些读书人宁可被抓也不教导这些新字体，哪怕这是皇帝创造的也一样。

虽然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能让孩子去学校免费读书吃饭，对此并不反对。但因为读书人的抵制，造成了教师资源的大规模短缺。

也就是说，要教导简体字，政府不缺钱，不缺教室，不缺教材，也不缺生源，唯独缺乏足够的师资力量，因为读书人居然联合起来抵制教导这些东西了。

当然了，这些读书人之所以抵制简体字跟拼音字母。也不完全是食古不化，其实也有变相反对新政的由头，谁让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新政，尤其是废除了科举制度，断绝了这些人的升迁之路呢。

政府有军队警察这些暴力机关，加上之前发生过读书人示威，却被当作叛乱强行镇压的血淋淋的教育，他们不敢明着反对政府新政，不敢明着反对皇帝跟大臣，但却可以在这些小地方进行抵制。

换言之。他们可以选择不当老师，不跟教育部门合作，有本事你自己培养老师去吧。

这还只是教育方面，其他很多地方。读书人跟地方宗族势力都跟帝国的很多政策相抵触，明的暗的反抗层出不穷。

也就是帝国的军队战斗力太强，加上各种对内对外的战争无一例外都是胜利，导致威名赫赫，让大家也与有荣焉，加上政府不缺钱。哪里有暴乱，都能在第一时间及时镇压，这才没有让国家出大乱子，但如果长期如此，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幸好，这时期李永吉早早的出国了，一切政事都交给了沈世明，而沈世明呢，在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干脆实行了一套无为而治加重商主义的改良。

简单说，就是沈世明下令各地官员尽量减少跟地方百姓的接触，除了收税跟百姓主动要求的审案子之外，其他方面一概不管。

这样一来，在少了那么多法律的约束之后，官员清闲，老百姓也清闲，反倒其乐融融，到处都是高呼万岁的声音，就连读书人也开始转变心思，重新琢磨起新的进身途径。

在此之时，沈世明加大对私人企业的扶持，说服国内大银行给读书人提供低息贷款，让他们学着开工厂做生意，并且主动帮忙联系外来买家，刺激出口。

这样一来，生意好做，而生意人的社会地位因为得到了提高，读书人之间逐步挂起了一阵下海经商的风潮，甚至在沈世明的煽动下，把经商，尤其是出口赚外国人钱的经商途径，提高到了为国为民，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高度，做出了各种不同解读。

简而言之，沈世明的方法就是在行政方面一切从简，减少地方官对民间的干预，让很多复杂的法律成了摆设，反倒是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国人更加认可。

这样做之后，民间太平了，而行政支出也大大降低，尤其是高昂的教育支出，被沈世明干脆挪用起来，当做了政府性的商业贷款，专门帮助读书人经商做生意，不但大赚特赚，还让读书人交口称赞。

不过，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沈世明做的这些安排，都是瞒着李永吉的，全部都是来了个先斩后奏，直到初见成效了，李永吉也准备回国了，这才主动告知。

至于为何能隐瞒这么久都没让李永吉知道，原因倒也简单，毕竟李永吉不在国内，只能通过电话遥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沈世明的这些改良方案隐蔽性也很强，又不涉及军队，都是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下命令，大家都能捞到好处，基本没有人会主动报告，或者说就算有人想报告，也没有途径。

这毕竟不是信息社会，李永吉对国内的控制，只能是控制住主力军队，虽然还有几个特务机构，比如中央情报局，但这些机构主要盯着的也是军队跟大商家，对各地官员却不怎么关注。

就算有特务关注了，对这种怠政一般的无为而治也不会觉得有啥稀奇，毕竟这种事儿太普遍了，而特务的主要目的是监控跟抓捕各地的反贼跟叛乱分子，预防造反叛乱等动摇国体的大事件，官员怠政之类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们也懒得去管，这才让沈世明的改良新政能够顺利实行，却又没让李永吉提前知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