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吉原本就是个急性子，最讨厌说话绕弯子，加上现在的身份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可以说是大忙人一个。

所以说，在迎接美利坚联盟国特使的酒席上，发现那位副总统先生说话太过不着调，很不对自己的脾胃之后，李永吉干脆失去了继续交谈的耐心，不再继续亲自接待，而是找个借口回去继续宅陪苏荷，谈判的事情都交给了高俊杰。

高俊杰就是杰森.吉姆逊的中文名字，当初蒲安臣过来史密斯兰谈判的时候，就是他负责接待，并充作中方的随身翻译。

虽然杰森.吉姆逊是一名英裔白人，但早就加入了中国国籍，还在中国娶妻生子，之后又接受了东方集团的雇佣，派来了好莱坞红堡，最终因缘巧合加入了中华远征军，成为远征军中众多中国籍白人翻译官之一。

当初远征军之所以雇佣了那么多白人翻译官，是因为李永吉要去的是北美洲东南部，周围都是白人或者黑人，基本没什么黄种人，所以他们这支远征军算是真正的孤军深入。

正因为要征战的目标都是以白人为主，所以为了交流方便，必须带一些白人翻译官。

说起来，在中国正式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宣战之前，好莱坞红堡，或者说洛杉矶那座新兴城市，基本已经是中国人的聚居地了，虽然也有不少白人来往，但都是经商的商人，就算会说几句中国话，但也只能是一些最简单的常用语，要当翻译是绝对不成的。

在早期好莱坞红堡大建设时期，或者说在中美正式宣战之前，洛杉矶华人对外交流的语言还是以英语为主。只是在宣战之后，中国人迅速出击，横扫整个加州，把旧金山等重要城市全部收归囊中，这才强制性的要求整个加州以中文当作官方语言，但英语依旧没有放弃，毕竟当地还有大量的白人。

在开战之初，李永吉就提前想过白人方面的问题，所以提前向国内招募大量的白人翻译。

白人翻译未必能力就比华人翻译强，毕竟严格来说。当时的中华帝国中，懂中英双语的华人很多，不说南洋，光一个香港就有不少人可用。

反倒是精通中文的白人，是属于十分稀少的物种，之前的满清时代就不说了，哪怕中华帝国建立，精美的中国货开始强势的行销全世界之后，来中国的白人越来越多。但真正懂中文的白人数量很少，雇佣这类白人翻译的价格就更不用提了，是华人翻译的数倍，性价差太多。

当然了。如果是在过去的满清时代，白人翻译还是很吃香的，毕竟那时候的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拥有特权，官府都不敢得罪。所以要是雇佣一个白人翻译，做事会方便很多。

但是，当大清帝国被推翻。中华帝国强势崛起之后，这种洋人高人一等的情况就完全扭转了过来，洋人在中国土地上再也没有了像过去那样的种种特权，反而受到很多约束，一个不好就要受罚吃官司。

甚至是，由于之前洋人身份高人一等，华人自觉矮一头，结果等自家国力增强之后，民族自尊心迅速膨胀，中国人对洋人的观感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反弹，由原先的极度自卑，一下变成了极度自大。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满清时代，一般华人老百姓见到洋人都是下意识的低头避开，是一种深入在骨髓的自卑心理，可当洋人被连续击败，且重新跟中华帝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所谓谅解备忘录，取缔了洋人在中国的特权，洋人也要遵守中国法律之后，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抖起来了。

这种变化一开始还不明显，毕竟洋人的长期淫威让大家还很畏惧，但是当俄罗斯远征舰队被中国海军全歼，被迫割地求和，且割让的领土面积比得上大半个中国领土之后，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就重新涌了出来。

到了那个时候，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华人，一旦见到了洋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下意识的低头避开，而是刻意的挺胸抬头，来显示自己的高傲，甚至很多当地的精明痞子还故意拦在洋人面前，用各种方法加以挑衅。

一开始，很多洋人不适应，面对那些华人的挑衅，往往都用自己的方法去抗争，一般来说就是动手动脚之类的。

但是，一旦动手动脚，那些华人痞子就开始高声喊冤，然后就上报警察，而那些警察呢，大都是以前的捕快转变而来，本来过去对洋人就心气不顺，一但遇到这种事情，基本都是二话不说就把洋人抓起来，再安上各种罪名，进行严加审讯。

一开始，当地的领事馆还提出过抗议，可是发现没用之后，也就迅速转变态度，开始主动服软，让被抓的洋人乖乖的认罚了事，千万别玩什么上诉之类的。

果然，那些上诉的洋人都遭到了无情的反驳，大多数都被法院判处了轻重不一的刑法，而那些不上诉，乖乖认罚，尤其是态度好，拿钱多的洋人，大都被训斥一番，要求写个检查，交了钱就被放出去了。

这么一来二回，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之后，再加上当地领事的严加嘱咐，结果就是在中国的洋人行事越来越束手束脚，平时都集中在领事馆附近的区域，一旦需要深入中国内陆，就必须雇佣几个中国通随身，否则的话肯定是被讹诈的命。

因此，虽然说中华帝国已经在名义上已经对所有合法入关的洋人开放了，也就是说持有合法入关许可的洋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自由的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行走，但由于中国的环境使然，白人在没有华人作陪的情况下，根本不敢私自深入，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种华人主动排斥洋人的情况，在李永吉还在国内的情况还算比较轻，比较那时候华人的心态还没彻底扭转过来。而且李永吉坐镇皇宫的时候，威慑力也比较大，比较都知道洋人跟皇帝关系比较好。

但是，当李永吉隐姓埋名的前去北美洲，国家内政都交给皇后以及沈世明之后，情况就开始变化了。

皇后殷素素虽然掌握内务府，但她天性疏懒，不爱管理朝政，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带孩子，所以慢慢的。朝政方面都归了沈世明所掌握。

沈世明主政之后，或许是童年阴影，小时候曾经被洋人欺负过，所以对洋人开始呈现出强势的一面。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发现首相大人对洋人似乎不太感冒，下面的官僚也就懂了该怎么做，具体到地方警察局呢，很多警察干脆把这个项目当做了本地创收项目。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警察抓捕洋人大都是用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以行政处罚，尤其是罚款的处罚方法居多，而这种罚款是可以截留一大部分留给自己的，只需要上缴三分之一给上面。

有这种好处。警察当然是乐意罚人了，可是如果是处罚当地的老百姓，且不说大家都是街坊邻居，面子上不好过。就说真的要罚款吧，穷人摆明了没钱可罚，万一惹急了。他们的家属去法院告你，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得不偿失。

富人就更不行了，中国的富人大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势力盘根错节，不是有钱，就是有关系，随便抓一个都能弄出一大堆事儿来，到时候都不用法院出面，光那些挂名的议员就能让你头疼的。

所以说，警察一般是不处罚当地人的，至少不会明着诬陷，可洋人就不同了。

洋人是妥妥的外来户，在本地毫无根基，而且仇恨值很高，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很讨厌这些洋人，所以诬陷处罚这些洋人，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心理负担。

在过去的时候，洋人有坚船利炮做依靠，有衙门的老爷们做约束，可现在洋人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衙门的老爷呢，面对洋人也都变成了强项令，可以说惩罚洋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所以说，警察干脆配合当地地痞流氓，让地痞流氓先去找茬，警察再过去收尾，整个过程有理有据，形成了一整套的钓鱼执法模式，并且迅速广为传播，成为了各地警察部门搞创收的必学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