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云嗯了一声：“是，大伯刚才和我爸商量了一下，认为我去团中央比较好，我自己也觉得不错。”

进团中央这样的机关自然颇为不易，但那也看是对谁，对于老李家的儿子来说，既然大伯和父亲已经点头，那么进团中央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断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以老李家的地位，小辈进团中央混个资历，那是再简单不过了，又不是进去当什么实权领导，谁不知道卖个面子？再说，团派这几年处境尴尬，能进去一个一线大世家的二少，那真是求之不得。说不定还能被外界认为这是门阀派在一轮对团派的打压之后，又开始向其示好的意思，毕竟共青团也是华夏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团是党的接班人嘛。

李从文坐下来以后，李宪成和李宪立兄弟俩不知道怎么，从华康又谈到了当年国光同志辞职的事。

李从云发现，大伯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时不时会吵自己看过来，他才幡然领悟，李宪成这是在告诉他一些团派甚至是中央的内幕，以免到时候在团中央犯下一些不该犯的错误。

李从文立即重视起来，专心致志地听父辈们交谈。

果然，李宪成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而父亲李宪立更是时不时面露笑容。

李宪成以回忆的神色说：“那是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东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爷老头子。他于12月30日召集国光、远征、顾开坚、彭云程、何盛东和旭日同志到他家里，就**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两个人的名，并且责问国光，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XX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的责任，完全归到国光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爷老头子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旭日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爷老头子家里开会，他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萧老、远征、杨老、侯老、王老、彭老已经到了。等到齐后，爷老头子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国光写给爷老头子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爷老头子就说应该同意顾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爷老头子接着说，国光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旭日同志、侯老、杨老、远征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旭日同志当时建议应该有顾开坚，因为顾开坚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爷老头子也同意了。

这就是后来由旭日同志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爷老头子还提出对国光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国光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国光的辞职。”

这时候李宪立插话说：“这件事我听人提起过，是旭日同志后来讲到的，说他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他当然觉得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也知道爷老头子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

李宪成点了点头：“是，就是这个意思。爷老头子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他说到这里，思索着说：“那天萧老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与他平时的作风有些不同。我后来知道，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萧老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

爷老头子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国光这样的处理，特别是中顾委生活会对国光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国光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旭日同志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

当时李老(不是指李宪成的父亲，指当时的国家主席李老)外出在东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爷老头子要杨老立即去东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老把会议情况告诉李老以后，李老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老说，我早就认为他在反自由化上不坚定。李老还说，不久以前国光来东海，那时他已经在东海了，想看看国光，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至于对旭日同志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老回来告诉旭日同志，说‘旭日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李宪立摇头苦笑：“一语成谶啊。”

李宪成也沉重地点了点头，说：“1987年1月7日，侯老、杨老、远征、顾开坚和旭日同志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老、侯老一些老人对批顾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顾这个问题。旭日同志觉得这样不好，认为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他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旭日同志去了国光同志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爷老头子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旭日同志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他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爷老头子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爷老头子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旭日同志又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他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国光同志听了，很坚决地说，他会坚决站在党的一边。”

李从云忽然忍不住冒出一句：“国光同志的共产党员气节还是毫无疑问的。”

李宪成和李宪立都有些错愕，这只是跟你说一说内幕，免得你进了团中央分不清“敌我”，怎么你倒称赞起人家团派领袖来了？

李从文打个圆场，笑道：“国光同志的气节自然是好的，这个党内外都是很清楚的。”

李从云对国光同志的确是比较佩服的，他记得一则有关顾国光的轶事：顾国光去世后，他在老家农村种地的亲哥哥赶往京城奔丧，没有买到坐票蹲在车厢接口处，想起亲弟弟已经与他天人相隔、再难相聚，不禁抽泣起来，列车员经过，问其何故，他大哭道：“我弟弟顾国光死了。”

列车长大惊，赶忙安排卧铺。

说实在话，李从云以为有关顾国光的这则轶闻，虽然简短，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有人曾经说“顾国光是华夏共产党人的良心”，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众所周知，顾国光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声名显赫的高官，却让哥哥一直在乡下种地；当大官的弟弟死了，当哥哥的如寻常百姓一样奔丧，赶火车连坐位都没有，并没有藉此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这在当下不少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顾国光于1915年11月20日生于潇南省刘阳市河中镇苍方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苍方村，“西岭顾氏”安身立命，世代农耕，已超过400年历史。甚至至今，顾国光的胞兄顾荣发，一直在家务农。1982年，顾国光侄子顾德智被岳州市某工厂招工，被顾国光知晓，认为是“走后门”，将其唤回乡村。如今，顾德智与兄长顾德宣都已年岁不小，仍在耕种着自家的几亩农田。两家的子女也大多在外打零工。

李从云记得前世有报道说，1992年9月6日，83岁的顾荣发老人逝世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副挽联，上书：“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顾国光最高曾担任党的总书记，可他的家属、家乡和亲友却从来没有占过他半点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顾国光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了这样的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有一次，炊事员老张给顾国光正在上学的小女儿细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顾国光。顾国光把老张叫来，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后来，细妹当了兵，她身边的战友，几乎都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顾国光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细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他的家乡刘阳县托顾荣发到京城找顾国光给家乡批点化肥。顾国光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又不惜与哥哥闹翻了脸。顾国光说：“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他铁面无私，一尘不染，直到逝世，他在刘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他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他的亲友，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1959年春，他到中原检查工作，曾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停留，门两旁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他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起来：“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这正是顾国光高尚情操的写照。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这样的人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李从云同意去团中央，未尝没有国光同志一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