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高岳捂住了额头，他似乎已预见了结局。

果然韩处士离开洋州，专门跑到兴州略阳的棉织监司处，观察了快一个月，详细了解东山羌的女奴们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回来后就奋笔疾书，写下这本《羌奴吁天录》，还找到刘德室说要刊印。

刘德室翻了内容，压根不敢答应韩愈，等到高岳归来，就给了这位兴元话事人看，让高岳来做定夺。

“！”高岳匆匆走到衙署正堂的高案前，将书稿给展开。

开篇便是兴元某年四月望日，余自兴元行至略阳的字样，然后这位韩处士就见到了传说里的棉织监司，让他惊奇的是，这座监司外观上“与坞堡无异，壁垒森然”，所有的东山女奴们，大约从十来岁到三四十岁的都蜗居其中，足有千人，其房间“如三圄，如蜂房”，密密地挨着，每日寅时刚刚过半，她们就被叫起，各个蓬头垢面、身骨嶙峋，宛若骷髅，公然在“监司吏”前换衣服、小解而不知羞耻……

接着韩愈便说，整个监司是个宛若衙署的严密组织，最顶层的是兴元的大商户萧乂（韩处士在文章里指名道姓），家财百万贯，且和官员们“过从甚密”，其下每所监司都有个“都知判司”，其下有吏，多是射士家中人充任，监司的四周还有射士的屯所，负责警戒弹压云云。

韩愈又揭露，这群羌奴多为官府织造棉布，她们和普通的棉户不同，唐人棉户们可自由种田，既有人户，也有射士，收棉后以合适价钱卖给监司，监司便逼着这群东山女奴没日没夜地织造，把棉变成布，还要提花印染，再贩售天下四方，却只给她们吃粥，还是那种掺了糠的粥，“余目不忍睹，尤其惨然。”

韩愈还测算了下，一个羌族女奴一年连米带糠，所食不过区区四石粟米而已（军卒的口分粮一年都有十二石），但她所被榨取的价值，通过各种花纹色彩的棉布体现出来，足有十二贯钱到十五贯钱，就拿兴州略阳一处的棉织监司而言，每年就能获取一万三四千贯的利入。而整个兴元和凤翔，这样的监司不下七处，分别为略阳、凤池、扶风、南由、普润和麟游，也即是说一年光是这七个监司，就能带来十余万贯的利入，萧乂这样的商户分润六成，军府分润四成——更何况不单单是棉织，还有铁、盐、芸薹油等产业都大量使用羌奴，肆意压榨，却不问他们的死活，可以说兴元、凤翔每年在正税所得外，光是从羌奴身上便能盘剥出二十万贯的利益。

“周身棉缕参差无数，著之不可谓不熨帖，然织奴夙兴夜寐，佝偻机前，受四苦终身，何为四苦？饥、寒、虐、病是也。”韩愈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他在洋州看到贺摩云饲养竹狸的情景，说这群竹狸的脚被捆住，整天就是在那里吃竹子吃竹子，饲户看他们胖了，就一提，然后肉、皮毛都被卖出去，可好歹竹狸在丧身前，还能吃饱竹子，饲户还会担心它们中暑与否。然则这样饲养和被饲养的关系，到了唐人和羌奴间，连最后一丝的温情也荡然无存了。

“嗟乎，向者国风有硕鼠之讥，余则唯恐兴元且有盗跖之变。”韩愈在最终在文末，如此警告着“上位者”。

读完后，高岳背脊上是汗，可头顶上却冒着烟火，把书稿往案上一扔。

刘德室、贺摩云莫不惊得退在一旁。

“把韩四给我唤来，我看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这小子喂得太饱了！”高岳心想，你居然还想把这书稿给刊印出去？

从郑絪到你韩四，一个个都给我难堪是不。